时间在微笑
吴鹏飞/文
这里安歇的人，名字刻在流水上
——作者
(一)
那个炎热的下午，弟弟躺在冰上，风不停地拍打着我们的窗户。我缓缓合上一扇扇窗页，曾经久久凝视窗格里那一块块方形的冒着水汽的城市。阳光下八月的城市有无数滚烫和沉默的墙，暴雨飘过来的时候，它们在那个回想起来异常宁静的下午滋滋作响，墙上的每一滴热雨都象泪珠，而且在弯弯曲曲滑落。
父亲默默推出电扇吹冰，可他摁不下电扇的头，他不得不用尖嘴钳子拧那个锈蚀的螺丝，从此他的手总是微微颤抖。母亲一次次绊着父亲牵来的花皮电线，仿佛吃不准是否在作梦似地挨个儿抚摸着眼前的东西，整个下午母亲扶着我和高高低低的柜子在屋里到处哭泣，纷纷扬扬的泪淋湿了弟弟胖白的脸。弟弟静静地躺着，绵软的胳膊一次次从母亲怀里滑出来，重重地垂到了冰上。弟弟感到一切都在旋转浮沉的时候，曾经捂住自己井喷一般射出的血，拼命想站稳脚跟，不然他的脚趾不会扇子似地张开，翻身时还不停碰响冰。
人们从四面八方抬来了花圈，鲜妍的纸花顿时环绕着我们，在电扇的风中“沙沙”作响。我从未想到薄如蝉翼的纸会发出这样的一种令人难忘的声音。母亲显然受不了这种声音的折磨，好几次她把枯瘦的手举过旗帜般飘扬的白发，象所有不幸母亲一样想抓住什么东西减轻痛苦。但她所能抓住的不过是那个下午父亲汗涔涔的肩膀。于是我去开门，打算把花圈搬出去。门竟然怎么也推不动，直到我奋力顶开它，才发现外面堵满了同样的花圈，花圈上坠着同样的纸花。它们象多米诺牌阵从五楼排到了一楼，我一顶开门，它们便依次全部倒下。那个下午老是有人来慰问我们，这些花圈便老是轰然倒下，一遍又一遍地逐个把它们扶起来的愤懑几乎盖过了我内心的悲哀。
直到黄昏时分，我才开始拭洗冰凉如铁的弟弟。我惊讶的发现，弟弟浑身布满了新旧伤痕，它们在夕照的红光里闪烁着深深浅浅的紫疤，连父亲拴他的绳印都清晰可辨。父亲终于呜咽起来，他一定想起了一年前他怒不可遏地将弟弟赶出家门的情景。当时他一件件地将女人的乳罩摔到弟弟脸上，发誓言永不见他，却没料到弟弟会这样重新归来。
幸亏极力劝慰母亲已经使我冷静下来，否则我无法想象怎么能够在双亲的注视下绕过大大小小的伤疤清洗自己的弟弟。西沉的夕阳这时刻依然照耀着暴雨过后的城市，照耀着我们紧闭的窗户，但它的光线正从所有的缝隙中慢慢流走，只有最后两个暗红的光斑久久不肯消逝。它照亮了弟弟的脸和脚，使我用被单盖弟弟的瞬间不由得想起：在弟弟身上，时光的确是从一个黄昏流向了另一个黄昏。
他出生的时候，昏黄的暮色就曾长久地笼罩着我们的小镇。那个无风的傍晚空气似乎在“嗡嗡”颤动，炊烟如淡蓝的钟乳垂挂在天际，云下飞舞着无数的蝙蝠和蜻蜓，瓦上站立着成排的乌鸦与麻雀；那条后来变得如此著名的泉水静默地流淌在这片景色下面，一只蝈蝈的鸣叫就能盖住若有若无的水声。弟弟哭得时间很长，直到晚露扑簌簌落进草窠，黄昏的暮色一点点沁进黑红的土地，小镇才重归宁静。只剩那泉水仍在黑暗中流淌，好像永远不会干涸。我扭过头，银白的泉还留在眼底，黑黢黢的四壁印着流水的波纹，我看见两只最小的手在这水波中舞动。
父亲哐啷一声扔下产钳，一只手便在油灯的黄光里托起了嫩得透亮的弟弟。他注视弟弟的眼睛幽暗而潮湿，那时候他看任何东西都用这种目光。这种目光下的弟弟瘦小而多皱，微红的肉里包裹着骨头的阴影，那阴影如同竹子柔软的细节。谁也不会想到，二十多年后就是这个老鼠一样瑟瑟发抖的弟弟骑着摩托车，整天屁股冒烟的在大街小巷窜来窜去。弟弟生下来头大得出奇，细长的脖子尤如瓜蒂支不起成熟的瓜。当医生的母亲不知耐心地喂过他多少钙片，也不知忧伤地抱着他晒过多少回太阳，可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他的前颅直到3岁方才弥合，5岁上他才能自立行走，一双罗圈腿根本就没法矫正。稍大一些的时候，他穿着母亲的衣服改制的长衫，几个小时地坐在泉边用片石击水和投入潭中凫水，这双腿在我的记忆中一直象青蛙一样划动不已。
弟弟是漫长夜里父母彻夜不眠的产物。那些夜晚哆哆嗦嗦起夜的我常常踩到醉似乱泥的一团父亲。尽管经济十分拮据，过年只能吃到一只鸟一样的脱毛公鸡和从镇上唯一的饭铺买来的黑硬馒头，尽管父亲一喝酒便醉，一醉就将土碗摔得四开八瓣，母亲却从不间断为父亲灌回一毛七一斤的烧酒。父亲每次端起酒碗目光温和得怕人，唯有端碗的手微微颤抖，就好象在拧多年以后的那个电扇螺丝。有一次，我忍不住问刚刚端起酒碗的父亲，我们是怎样来到这个小镇的。父亲的脸唰地一下变得煞白，他的嘴象枯塘的鱼翕动了半晌，仿佛要慢慢吃掉这个可怕的问题。那时弟弟还没降生，弟弟还在父亲的酒里。刮风的夜里我无数次醒来，父母抱头痛哭的声音从那道将土屋一分为二的竹笆背面隐隐传来，刺疼了我的心。竹篾上贴着发黄的报纸，报纸横七竖八印着林立的手臂和硕大无朋的黑体标题，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瞧见这样的报纸就觉得背面会隐隐传来令人心碎的声音。
住在泉边的母亲却没有奶水，弟弟是靠吞咽开水泡馍长大的。当他生出两枚门牙时，他就能象兔子那样啃萝卜了。母亲为消除他浑身的痱子，曾经用苦瓜擦抹他的皮肤，意外地发现他还有对这种菜蔬的嗜好，发绿的苦汁淌进他的嘴角时，他居然咂摸得叽叽直响，使我们惊奇不已。因为这儿红色的粘土结出的苦瓜既苦且涩，我们一家人从来不吃。
“这崽子是个怪物”，父亲不止一次朝我们叹息。弟弟早到了走路的年龄却不会迈步，父亲一度忧心忡忡，怕他是先天的残疾，有几个月时间他一次次用手臂圈住他，指望看到他走路，但不久父亲便失望以致失掉耐性。他找来棕绳套住他，把他拴在床腿不再管他，任弟弟无数次跌倒和爬起，在地上刨出一个扇形的坑。弟弟没有任何玩具，母亲塞给他一只旧搪瓷杯，他就无休无止挥舞它，直到将杯上的“先进工作者”碰得只剩一个红色的小“井”字他才失掉了挥舞的兴趣。他扔掉杯子的那一天，突然朝我伸出了双手。他揪住我的耳朵使劲摇晃，甚至还用透亮的手指抠我滴溜溜打转的眼珠。他是那么小，长期的捆绑使他根本不知道一言不发坐在旮旯的我是谁和是什么。但当我揽住他时，他变得那般温顺，方方的头一个劲儿在我胸上转动。我闻到了一阵奶香，我不明白从没吃奶的弟弟怎么会朝我们散发奶香。我忍不住第一次亲这个小人儿，他的口水涂得我满脸滑腻，小小蠕动的嘴刹那间就学会了贴在人的脸上。
我没留意叮当作响的父亲已经安静下来，正怀着复杂的心情望着我们拥抱。等我觉得空中呼呼生风的时候，父亲早已用他沾满红泥的手猛地拨开了我们。我猝不及防，仰面压垮了据说是奶奶传下的那把竹椅。
父亲似乎厌恶任何亲昵的举止，他孤僻而又乖戾。父亲从没在我们面前凑近过痛苦的母亲，从我们会走路起他就停止了拥抱我们，而且从这次被拨开以后，我们兄弟再也不敢彼此亲近。虽说居住在如此狭小的空间，四个人几乎转不过身来，但我们最终还是学会了同时穿行其间而不互相接触。偶尔我和弟弟一不留神碰到父亲，他会闷雷似地质问我们：“眼睛长到哪儿去了？”
当时我就四脚朝天地躺在这个父亲的脚下，张皇失措地仰望了他。我看到的他五官全都挤在了一块，眼睛如同长在两个圆黑和扇动的鼻孔之上。我不禁感到，一个人被仰望他该是多么丑陋啊!那时候弟弟还没有思想，他吓得哇哇大哭。父亲并不睬人，重又转身用瓦刀敲打那些比馒头还硬的土坯。我不敢去哄弟弟，只是怔怔地望着他哭，望着他的小手伸向我亲他的时候呆过的地方。我作梦也不会想到，弟弟一鼓一息的胸脯二十多年后会被人无缘无故戳上一刀，并由此变成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二)
父亲正在打灶，所以他双手沾满红泥。父亲失去工作之后，一直象泥塑坐在阴暗的墙角，他的手平搁在膝头，安静得几乎能听见他指甲生长的声音。我们走过他全都胆颤心惊，连母亲也在他面前绕行，空间和时间仿佛在父亲身边产生了弯曲。但这种局面没有维持太久。日子一长，我们便习惯了屋角坐着一个纹丝不动的父亲，而另一个角落拴着爬来爬去的弟弟；我们在父亲面前穿行如梭，几乎视他为无物。当一个中午竹椅忽然尖叫一声，父亲满面尘土站起身时，我们都吓了一跳。父亲擦了擦眼睛，在弥漫的浓烟中剧烈地咳嗽起来，青烟灌满了他的嘴。
母亲正鼓腮吹火，吹火筒淌出的口水和湿柴流下的泡沫打湿了她的鞋；滚滚的浓烟从灶洞卷出来，使我们的发际炊烟袅袅，好象我们也在默默燃烧。还没等母亲反应过来，灶已经轰地一声垮了，父亲变戏法似地从背后亮出了一把沉重的瓦刀。
从这天起，父亲开始没完没了地打灶，砌了撤，撤了砌，他尝试过把灶砌成圆形，方形，六角形和椭圆形，努力要替母亲砌个永不串烟的灶。他挖空心思扩大灶洞拔高烟囱，整天的琢磨使他忘掉了烦恼，手上结满茧子。每到新灶落成，他兴奋得搓手跺脚抓头，纷纷脱落的头发被他毫不犹豫地和在泥中，抹在了下一个灶上以增强泥土的粘性。母亲对每个新灶都称颂备至，却没能阻止父亲的折腾。他每次端起酒碗都声称要给她打一个更好的灶。父亲不停地打灶唯一的好处是他酒醉后不再摔盆砸碗了。他的折腾已经与他的初衷相去甚远，他本来想使母亲省些力，可现在母亲却不得不天天伏在临时搭起的灶前烧饭。每回我和弟弟一高一矮地放学回家，总看到母亲在门口那个四处冒烟的灶前吹火，薰得涕泪交加面容模糊。
母亲终于忍无可忍，她夺过瓦刀对父亲说：“我来打灶，你做饭!”父亲好半天才缓过神来，他泪流满面地蹲在地上，头垂得那么低，我从背后只看得到他的双肩，他死命地抠着泥土，声音在两膝之间哀求母亲：“最后一次，就打最后一次。”
这回他从后山那个蒿草齐腰的坑壕挖回了一挑红土。那土红得刺眼，就是太阳全部的光红照在一把土上也不会比它更红。父亲和泥时，从红土中捏出了发绿的小东西，他说这是子弹壳。小东西全都锈出了大大小小的小孔，用水刷洗它们的时候，泉水象时间一样从这些小洞流了出来。子弹壳用一根细线串连起来，成了弟弟爱不释手的玩具。风一来它叮当直响，我和弟弟常常听着这声音呆呆地眺望远处烟雨蒙蒙的山岗。
最后这个灶父亲砌得十分出色，而且再也没有打过它的主意，直到十几年后他搬回一个液化气罐子，才用八磅锤砸碎了它。他别出心裁地给它安了炉齿和风箱，还在灶沿勾勒出古色古香的花边，在灶壁画上了不屈不挠的腊梅。新灶烧不多久便锃光瓦亮，碰上去铿锵有声，引来不少啧啧称奇的人观看。
鉴于家里第一次有了客人，兴冲冲的父亲决心粉刷我们的墙壁。他以为观音土就能使四壁生辉，不料油烟薰黑的土墙根本不吃白灰，结果墙被他涂得花脸一般，使我们童年时代面对墙上似是而非的动物和面目狰狞的怪物不停地作噩梦。我曾经梦见一群青面獠牙的人在月辉如霜的静夜推我落井，而且总也落不到井底，多少年来我重复作着这同一个怪梦，父亲对此毫不知情。
人们从参观父亲的杰作进而发展到纷纷邀请他打灶，父亲并不推辞，一一允答下来。他从后山挖出小山似的红土，半跪在那些日子里一户挨一户地打灶。他没日没夜打灶表现出来的热情直到今天我也困惑不解。
镇上最后一个请他打灶的人是母亲那个卫生所的所长。父亲明白这才是真正的最后一灶，所以打得格外精心，甚至还巧妙地在锅两边埋下陶罐用来温水。长期的劳作使父亲身体羸弱，瘦得如同河虾，他躬着腰默默砌灶的样子引发了所长的同情心。所长是个复员军人，腰板挺直头发粗硬，略略左倾的右肩和一高一低两只眼睛证明他不仅长期练过瞄准，而且真的打过枪。他唯一的缺点是抽烟和吐痰，所到之处无不烟蒂满地痰迹斑斑。当父亲用尽全身力气抹上最后一抹红泥时，所长吐了一口浓痰，说他准备给父亲在所里安排一个临时工作。父亲一听到工作这两个字，两只手上的东西一齐掉在了地上。
所长所说的工作，其实就是给卫生所打杂，这包括踩着碾子在碾上碾药，用铡刀铡碎药物的根茎叶，将换药室和手术间的污物倾入泉中并涮净脏桶，以及蘸着石灰在所长选定的墙上书写“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和“人类非做到有计划地生育不可”。所有这些工作的报酬是10元钱。十几年后的一个夜晚，当母亲为我揭开一个装满钞票的米坛子时，我浑身颤栗牙齿发冷，不禁深深怀念起这个每月郑重其事地捧回10元钱的父亲。
父亲第一次领到工资，给我和弟弟买了硬糖，给母亲买了发夹，给了自己买了一包“万山红”香烟，这种廉价的香烟盒上画满了猎猎舞动的红旗。父亲叼着这些烟卷整天手脚不闲。他甚至高兴地哼着“月照征途风送爽”用驴皮熬制明胶，粘好了过去摔碎的粗瓷花碗，我压垮的断腿竹椅也被他耐心地修复了。父亲在这个短暂的时间内变得异常温和可亲，他头一次允许我和弟弟一左一右跟着他，看他用石灰水重描日渐模糊的标语，看石灰从墙缝里呛出甲壳虫、地老虎、蜈蚣、七星瓢虫和不知名的百足小虫。我和弟弟争先恐后地踏它们，父亲倾听着小虫噼噼啪啪的爆裂声显得开心和快活。
正是在这个时期，帮药房打杂的父亲对药物发生了浓烈的兴趣，闲下来的时候，他手抓各种药物，对它们进行了沉思冥想。他试验过用山茱萸补肾虚，用板兰根防脑炎，用鸡内金治胃亏，用猪苦胆疗失眠，用甘草汁平哮喘。他翻出一本发黄的线装本子，据说那是跟人学徒挨冻受饿端屎倒尿两年一无所受的爷爷一气之下卷走的《验方精钞》。父亲照着这些方子配伍，自制了一箱瓶瓶罐罐的药水。他大胆地改造了这些药方，例如在风湿搽剂的配方中，他自作主张添进了蛇毒和干蝎。他从没学过医，他所有的医学知识仅限于幼年听到的流传于民间的偏方和歌诀。因此他能够不顾性热性寒将药物掺合在一起。冬日的清晨，他常常扛着竹竿出去找蛇，浓雾一次次遮住他孤单的影子，远远地只见一双移动的黑色套鞋，多少次我孩子气地盯着这双破胶鞋，耽心毒蛇发现他的漏洞。
但他总是平安而返，手里拎着死了还象活着的花蛇。除掉药用部分之后，父亲晒干蛇皮自制了一把二胡。琴弦是用棉线浸过桐油制成的，琴码则是一小截去芯的铅笔。这是世界上最粗糙最低沉的一把二胡，他居然背靠曲柳拉成了调。悠悠扬扬的曲调象雾飘在泉上，带走了许许多多相同的日子。那曲调凄凉而快乐，简直象父亲即兴创作的一样，我只听一次就牢牢记住了，想忘也忘不掉。记忆就是这样奇怪，它尤如泪水打湿的信笺，有的地方太模糊，有的地方又太清晰。
不管怎么说，那是过去岁月中父亲少有的一段充满活力和自信的时光。为在我和弟弟身上试用他的药水，他常常与母亲争执不下。他不仅发现酒精和卤水一样能使鸡蛋凝固，而且还发现一种退烧针剂偏偏止鼻血具有奇效。每当我们生病，这些发现和他的药水都令他坐立不安跃跃欲试。有不少这样的夜晚，泉反射着月白色的光，我们都病倒了，浑身来苏水气味的母亲和通体中药气味的父亲在我们床前争论不休，他们象皮影戏的影子，一进一退滑稽可笑。每次的争论结局都是父亲垂头丧气坐在他的药箱上，气鼓鼓地看母亲喂我们吃该吃的西药。有一次，我和弟弟在学校吃了细糠和地米菜煮成的忆苦思甜饭，整整三天腹胀如鼓水米不进。这次父亲再也不能等闲视之了，他抱着他的瓶瓶罐罐声称，不管是天王老子地王爷，他还从没遇到过一个吃了大黄不拉稀的人。父亲言之凿凿，病况又岌岌可危，母亲破例作了让步：我吃大黄，弟弟吃西药。结果我俩几乎是同时提着裤子奔进了茅厕。父亲不禁抚掌大笑，母亲见状也忍俊不禁，卟哧一下笑出声来。
父亲的药水令母亲心服口服，是在他毛遂自荐一举治好所长的大骨节病之后。所长只涂了三次父亲的风湿搽剂，疼感便完全消失。所长心中高兴，目光炯炯地吐了一口浓痰，当即就一挥手给父亲指派了新的任务。他腿脚灵便地抱来了一捆白纸和一堆红彤彤的书，要父亲用这些薄得透亮的纸贴住那堆书上的“最高指示”等字样。父亲不敢怠慢，埋头贴了一个夏天，生怕漏贴一处被处长检查出来。长久的低头作业使全身沾满浆糊和纸条的父亲站起来两眼发黑，天旋地转。他刚刚贴完，还没来得及喘口气，所长又拿来了更宽的纸条，吩咐他在全所的窗玻璃上贴“米”字。父亲大惑不解，所长冲他摆摆手，又用双手做了一个按住的动作，他说：“你别问，你只管贴。”父亲于是又爬高上低去贴，玻璃划破了他的手，秋风舞动着他的衣角和纸条，渐渐地他被这机械乏味又莫名其妙的工作折腾得精疲力竭。有一次我偶然抬头看“米”字那边的父亲，发现他每一块脸都痛苦不堪。
(三)
秋天风从泉上吹来，镇子立刻就能充满干柴和锯沫的香味。已经读了初中的弟弟正是望着风中起伏的枫林，才陡然想起了久已弃的爱物。他又找出那串声音悦耳的子弹壳，重新与它形影不离。每天放学，老远就能听到弟弟穿过小镇。镇上的人们全都惊奇地望着盘腿的弟弟和他身后跟着的一群灰头灰脑的孩子。弟弟走在这支奇特的队伍前面，每天足踏卵石小街，象陀螺一样旋转着挥动引人注目的子弹壳。家里人没有管他，谁也料想不到子弹壳会埋下不幸的种子。
那一天，每回一直响到家里的子弹壳声音突然在镇子中间嘎然而止。不一会儿弟弟捂着一只眼睛回来，说所长的儿子抢了他的“铃子”。母亲忙不迭地冲洗了弟弟受伤的眼睛，她刚刚用土霉素软膏包住弟弟，所长就带着他的儿子和这儿子脸上的一道血印进来了。所长只是微笑，还亲切地拍着弟弟的头说，以后别再抓哥哥啊！父亲松了一口气，连连道歉，所长宽容地一摆手坐在了那把竹椅上，竹椅吱吱叫个不停，好象所长在暗暗使劲。父亲不由分说打了弟弟，任谁都拦不住，弟弟死死地咬紧牙关不肯告饶，默默用那只好眼顺脸颊流淌下一行热泪。所长看着看着也坐不住了。
从此以后药房再没人喊父亲去切药，所长也再没给父亲指派任务，倒是母亲新增了没人愿干的计划生育工作，这工作要经常下乡，而且吃力不讨好。父亲每月的10元工资所长仍旧微笑着送来，父亲好象烫手似地一次次想推掉这嗟来之食，终于有个月他红着脸嗫嚅地说：“所长，这工作我不行，换别人吧”。
所长微笑得更厉害了，一高一低的眼睛好不容易才把目光对准父亲，那神情仿佛在瞄准。他叹气说：“唉，我早知道这差使屈了你”。后来我也向他辞职的时候，他同样是用这种动人的语调挽留过我，他这语调简直象一切优秀艺术一样：你明知它是假的，却又感动得不行。
父亲的再度失业使家庭平添了抽烟这笔开销，经济状况更是捉襟见肘。母亲再次压缩了生活费用，每天一吃完晚饭油灯便被捻灭，我们全部静默地坐在黑暗中等月亮出来，没有光亮我们谁也不愿说话。在这些日子，父亲沉默寡言，他只做一件富有建设性的工作，他让母亲从病人那儿收集丸药的封蜡，然后溶在注射器里制成高低粗细各不同的蜡烛。他又拉起了二胡，而且终于挖断了低音弦，琴码滑落到泉中，变成了记忆深处一个毫无意义的黑点。父亲重新回到墙角，我们又能听到他指甲生长的声音，时间仿佛只是拐了一个弯儿，现在又拼命流了回去。父亲对一切都漠然视之，就是在母亲揭开纱布，瞧见弟弟受伤的眼睛变成斜眼而失声痛哭时，父亲也无动于。母亲伏在墙上，观音土染白了她的头，顷刻间显得苍老的母亲要是有先见之明，知道弟弟的斜眼竟致招来杀身之祸的话，她会哭得更加伤心。
父亲到底还是有所触动。酒后他再也不摔碗和打弟弟。代替这些的是把我们慢慢拉到身边，压低嗓子讲岳飞的故事，每回讲到十二道金牌唤回岳公，他都泪如雨注。父亲反反复复讲这个故事，好象天底下只有这一个故事。长年累月被迫听这个故事使我们心生厌倦，而且产生了一个父亲始料不及的古怪想法，我们觉得岳飞一定就是父亲这个模样：精瘦而蜡黄的脸，下巴长着焦枯而稀疏的胡须，手中举着枪就象父亲在大雾时分举起打蛇的竹竿。
天知道父亲怎么连自己也讲腻了，有一天他突然话锋一转，异乎寻常地讲起了8棵树栽6行每行3棵的游戏和鸡兔同笼的数学题。正当他兴致勃发两眼放光讲鸡的腿移过等号必须变号的时候，母亲披头散发跌进了家门，鸡兔问题我们一辈子就只听到了这一半。一个农民拦住巡诊归来的母亲，在黄昏宁静的田埂上用雨点一般的拳头殴打了她，因为他那一口气连生5胎的女人被母亲毫不留情地上了环。
父亲问明原因，几乎象狮子一样扑在了一沓空白病历上。他点燃了十根蜡烛，伏在桌上写了一天一夜的申诉，厚硬的病历纸无数次被他戳破。第二天深夜，父亲站在小屋中央朗读情辞凄绝的申诉，他念得声情并茂，写得细致生动，母亲听着如同又挨了一次打。我和弟弟在一旁哭成了泪人。我们都认为，铁石心肠的人也会被父亲的申述状打动，而他提出的赔理道歉和赔偿医药费的要求也十分合情合理。
父亲找到所长，所长要他找公社，公社要他找大队，大队要他找小队。生产队长却朝父亲呕心沥血写出的厚厚申诉说了一个字：球。父亲被激怒了，他一把抓住队长的衣襟与他评理，他朝围观的人声泪俱下的地讲述了妻子被辱遭打的经过，他以为他曾经给他们许多人打过那么漂亮的灶，人们会感念他同情他，会站出来替他主持公道。可是等他讲完，人群却鸦雀无声，仿佛面前是一堵面孔垒成的墙。人们一言不发地散去了，父亲后背发冷，如同被人钉在了圆形的空旷的稻场上。
母亲就这样一病不起，她浑身的皮肤下埋藏着疼痛，轻轻触到她也会令她尖叫不已大汗淋淋。夜晚她的尖叫声总是将我从那个不断重复的怪梦中惊醒，她翻来覆去只是叫：“废物，你是个废物”。我清楚地见这叫声愈飘愈远，化入了泉声。这些死寂的深夜我恍恍惚惚产生了一种幻觉，好象这个世界上只剩下我们一家人。
父亲犹如中了魔一般在屋里踱来踱去，如水的月光照着他来回走动的身影，月亮一会儿从他耳朵里进去，一会儿又从他头发里出来，他一块块掰碎了已经粘好的瓷碗，一瓶瓶扔掉了那一箱药水，他烧毁了竹椅和二胡，空中弥漫着难闻的汗味和焦糊味。当父亲举起生锈的瓦刀要砍倒月光下黑红的灶时，我和弟弟一齐跪倒在他的面前。瓦刀轻轻落在灶台，砍出了一道淡淡的印痕，月光立即感到了这微小的不平，把它变成了一道微笑的白印。
父亲终于安静下来，可夜夜无法入眠，猪苦胆对此也无能为力。他抽完了最后的烟，喝完了最后的酒，烟加重了月光的蓝色，酒使这蓝光滴进了他的喉咙。有一天深夜他忽然从床下刨出一堆书的碎片，找出了幸存的一本老鼠啃掉了硬皮的书。读这本书成了他唯一的消遣。几年后，当他翻译产品说明翻出这本书时，他指着书上像修剪整齐的灌木似的文字，谈到了它的来历。当初他俄语很好，因为他的乡音中充满了卷舌音，他发P这个弹舌音毫不费力，所以别人还在衔着石子练习时，父亲已经跑到大桥工地跟一位外国专家交谈起来，那位援华的斯基同志友好地望着他的小黄面孔，从袖子里变出了这本《俄华词典》。
母亲长年卧床不起，父亲又对一切不闻不问，生活的担子事实上已经落到了我的肩上。我带着弟弟象孤儿一样打柴禾、扳竹笋、挖野菜、揭地耳、摸鱼虾，瘦得像麻杆儿风一吹就能倒地。父母似乎已经习惯了饥饿，他们一次次推开我们捧去的铁黑色的汤饭，好像他们过去没有买过食堂的剩饭，也没有因为拥挤将糊汤面糊到彼此的头上。
家用和购买学习用品得靠我们自己，我们不能像别的孩子向父母伸手。我甚至从鸡屁股里抠软壳蛋换钱，我们靠砸石子儿给修路的人换钱。为了迅速卖掉石子儿，我们用“万山红”香烟敬奉过收石子的工头。一心想挣钱，这使我们兄弟俩上课思想不能集中，皴裂的手捏不住笔。我们只好硬着头皮到街上卖水。因为这时候人们已经发现门前这泉是条矿泉，它富含人体必需的碘、锌、镁、铜、锰等几种微量元素，是条罕有其匹的优质矿泉。镇上有不少人家开始以卖水为生。我们兄弟加入了卖水大军，大雾的早晨，我们尾随着人声鼎沸的长队，穿过烟雾氤氲的树林和水珠描出银边的灌木到源头取水。可惜我和弟弟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游人不相信我们摇摇晃晃抬来的是真水，使我们想自己挣钱一人买一套新衣的愿望迟迟无法实现。
父亲对镇上发生的惊人变化充耳不闻，仍然枯坐在墙角，仿佛要把土墙望穿，倒是母亲不时从床上欠起身问问镇上的新鲜事。父亲几乎没迈出过小屋，当我端出一碗卖水挣来的镍币，央他带我们去照张像时，他惊讶得差点儿从凳子上掉下来，他结结巴巴地问：“镇上有照相馆了？”我们三人来到新落成的照像中心大楼，父亲回家后向母亲形容它的高大时，他说抬头看它人的帽子全会掉到地上。我们每人照了一张，三个人都呆若木鸡。父亲这张像和后来他神采奕奕在全国各地名山大川的留影简直判若两人。
形容枯缟的父亲慌慌张张从人缝里挤回了家，一年来他第一次说这么多话，他万般感慨地向母亲讲述了一夜之间小镇翻天覆地的变化：单是先前的老街上就有金泉啤酒厂、神露日化厂等上十家工厂；尤其叫人吃惊的是，过去卖硬馒头的饭铺居然变成了四层楼高的中华大酒店。
(四)
母亲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缓缓解开长长的绷带并取夹板和石膏模子的时候，天南海北的旅游者潮水般涌来。每辆到站的汽车活像沙丁鱼罐头，车门被心急火燎抢着下车的人挤得结结实实，好半天才能掉下一个，分不清胳膊是谁的胳膊腿是谁的腿。花花绿绿的人们双脚一落地便急不可耐地打听泉的位置，人们纷纷传说科研部门已经测出这条泉早中晚因含矿物质略异分呈红黄蓝三色。泉的巨幅风光照耸立在镇中心广场，上面居然摄下了我们的小屋，游人中不少浪漫和爱幻想的人面对这片景色，曾经在瞬间萌发过在这种古旧的小屋生活一辈子的念头。
游客中甚至还有外国人，起初镇上的人像看怪物一样围着他们，孩子们则像麻雀似地哄抢他们丢弃的亮晶晶的玩艺儿，穿四个兜制服的人满头大汗也驱不散好奇的人群。我和弟弟透过玻璃窗看到这些情景时，我已快高中毕业，窗玻璃上浆糊留下的痕迹还依稀可辨过去的“米”字。镇上来了几批金发碧眼的观光客之后，小镇改成了县级市。火车站竣工的日子，人们敲锣打鼓又树起了一个巨大的牌子，牌子上请一个书法家写了“金泉市欢迎您”6个歪歪扭扭的大字，人们从没见过这么大的气魄，看牌子把脖子都看酸了。
通火车不久的一个下竿，一个邮递员骑着摩托“突突”地送来一封父亲的挂号信。我平生第一次看到信、邮差和电驴子，父亲也是首次在我们成绩单以外的东西上签字。他心生奇怪地当着邮递员就撕开了信，双手颤栗得险些将信扯烂。当他瞥见信上“平反”二字时，像腿上装着弹簧一般跳了出去，他一路小跑扑过去抱住已经跨上摩托的邮递员，坚决要留人家吃饭。母亲和我们追出门，远远见他扯着那人的绿衣不肯撒手，害得人家的油门老是打不着火。
父亲不愿回原来的单位，便在金泉市安排了工作。上班的头一天他激动地睡了个好觉，翌日东方刚露鱼肚白，他就唤醒一家人，点着所有剩下的蜡烛，指挥我们劈柴烧水。他在里间哗哗啦啦洗澡，腿脚还不灵便的母亲一连替他换了五盆泉水。等他出来，胡子不翼而飞，人白得如同刚蜕一层皮。弟弟撩起门帘朝里间瞅了几次，他肯定和我一样，总感到屋里一定还有另一个人，那个人每夜都抱着无皮词典叽叽咕咕。父亲对着小圆镜子修剪了稀稀拉拉的长发，只恨眼睛不能转到后脑勺。他出门时，母亲十几年来第一次为他整了整领袖。
父亲的单位是市25中学的校办化工厂。他一去就向厂长献出了他那风湿搽剂配方，他还临时在方子中添上了白醋，因为他始终觉得这种软坚散结的东西加进去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他只说这是祖传秘方，具有万应奇效。厂长从父亲手中取下药方，当即叫他到技术科负责，但并没采纳父亲的建议，工厂仍旧接着生产销路不畅的脚气水。父亲虽略感失望，工作却十分卖力。工厂仅有20多人，且多是老弱病残，父亲成了厂长须臾难离的左膀右臂。父亲从没这样心情舒畅过，每天归来必谈厂长，说他平易近人，还向我们描述厂长边工作边拍他肩膀，如何一眼就能看出他写的总结上面的不妥之处。
父亲成了大忙人，写材料、填报表、迎送客户和后勤服务全归他，上班忙不够，回家还加班，仿佛离了他工厂的地球都不转了。他那知人善任平易近人的厂长一高兴就要订计划，一生气则要定制度，害得父亲每天面对雪白的纸苦思苦想，从打灶起就拼命脱落的头发如今掉在了纸上，刚刚安装的电灯夜夜悬在上方，照着他秃顶微微跳动的亮弧。父亲撰写的制度有厚厚一摞，全厂职工几乎人平3个制度，然而工厂的生产经营越来越不景气。过年别人单位鸡鸭鱼肉无所不分，医院(卫医院)也发了一只猪臀5只肉鸽，这鸽子比我们当年的鸡还肥，父亲的厂子却开不出工资，每人发了一箱脚气水各人推销权抵工资。父亲面色阴沉拧开了40瓶脚气水，以他惯有的与众不同的思路将它们派了新的用场：他用喷雾器把药水喷到墙角杀虫，使那个春节充满了类似樟脑的气味。
这时候我考大学没考上，已经招了工，在矿泉水公司下属的天然公共浴室工作，具体说来就是在一个朝着大街的圆洞里卖粉红色的澡票。这项工作机械单调不亚于父亲当年的贴白纸条：忙的时候手脚不停撕票找零唱收唱付，人们的胳膊象献血似地一根接一根从圆孔伸进来，由于看不到浴客的脸，这些胳膊动作十分滑稽；闲的时候，几个小时就只有一个太阳光的圆斑打在墙上，仿佛什么地方躲着一个孩子在玩镜子反光的游戏，可这孩子玩着玩着睡着了。我从市新华书店买来一捆小说打发无聊时光，读这些书籍使我浮想联翩，当一些粉嫩白晰的胳膊滑进来，娇滴滴地要买两张票时，我痛苦而忧伤。
父亲也不顺心，整天唉声叹气。如果不是日立黑白电视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倾销金泉市，而父亲又抱回了一台的话，他真会重读无皮词典消磨时光。满腹怨气差点使父亲旧“病”复发，幸亏母亲及时阻拦，才打消他将电视卸开重装的荒唐念头。那天他已经打开后盖，嘴里骂着狗日的日本鬼子，手里的尖嘴钳了正准备伸向灯罩似的真空管，母亲下班撞见了这一幕，像夺瓦刀一样夺下了他的钳子。
父亲的情绪一日低似一日，当厂长心血来潮又一次叫他制定一套岗位责任制时，父亲再也忍无可忍，将一摞从来就没有执行的制度掼到厂长脸上，他拍着桌子当众历数了厂长游山玩水、吃喝挪用和收受礼物的不规行径。父亲向我们讲述了这次争吵，讲到激动处，他几次将手伸到了墙上探来探去，开始我们都奇怪他这个动作，后来我恍然大悟：父亲也许是想取那把早已烧掉的二胡。他的手不意触到那道竹笆，陈年的灰尘纷纷落下，在阳光的缕缕光线里竟然象金粉似地飘飘扬扬。我不相信父亲真能在人前义正辞严，他显然是照心中的愿望把自己描述成了这场冲突的英雄。事实上极有可能是他遭到呵斥和奚落，压抑得几乎想拉不复存在的二胡。但父亲顶撞厂长看来确凿无疑，因为厂长不久便拍着屁股调走了，留下一个无人接手的烂摊子。学校考虑来考虑去，任命父亲当了厂长。
父亲走马上任第一件事就是砍掉脚气水推出风湿搽剂“一搽灵”。他此举完全是意气用事，岂料新产品十分畅销，谁都想不到竟有如此众多的腰疼患者。更令人喜出望外的是，许多迷信的患者将一搽灵滴在鼻子里治伤风效果也出奇的好。这启发了父亲，他又陆续在搽剂中添了几味药，产品的包装也重新作了设计，印上了父亲的大名，猛一看，仿佛他也是配方里的一味药。事实证明，新的搽剂能治风湿、头疼、失眠、气闷以及增强夫妻快感，不少感激涕零的患者来信要求将这种神奇的药水改名为“百搽灵”，父亲欣然采纳了这项建议。父亲完全陶醉在成功的喜悦之中，当母亲反映用“百搽灵”搽腰效果大不如前时，父亲第一次露出了不屑一顾的神色。
工厂的兴旺给我们家带来了不少变化。首先是辆蹦蹦跳跳的吉普为我们运来了液化气罐子，父亲亲自用八磅锤砸碎了红灶。母亲对新的燃料充满疑虑，她为大家制订了严格的开关气秩序，每次一嗅到一点怪味，她就会扑过去检查开关，耽心漏气引起爆炸，她过分谨小慎微的结果是液化气没爆炸，父亲却爆炸了。当母亲又一次掩鼻扑向开关时，父亲气冲冲抢先一步拧开了阀门，定要叫母亲闻闻明白，看液化气到底是什么味儿。他恼火之极地挖苦母亲天生不是享福的命，并带着嘲弄的口吻向她指出：在一个人口日渐稠密的城市，难保不经常闻到异味，如果她天天这样神经过敏，一家人将永无安宁之日。见母亲不再言语，他才温和地补充说，气这个东西有些人想烧还烧不到。
紧接着，家里装了电话。父亲见人就发名片，将电话号码告诉了所有的熟人，恨不能分身有术自己给自己拨电话，但电话机起初几个月总像死猫一声不响蹲在床头。后来亏他想出了妙法：上班时有话装到肚子里，回家再朝厂里打。不久电话便天天铃声不断，我们都学会了使用它，最初打它的拘谨、兴奋、好奇和不安一扫而光。父亲非常鼓励我们有事没事都往家里通话。弟弟考上大学这一令人震惊的喜讯就是弟弟从寄宿的学校打电话报告家人的。当时狂风大作暴雨倾盆，父亲激动得抓住话筒大喊大叫，完全没发现通话突然中断，当然更不知道风刮断的电话线早已垂到泉中，而他的叫声化着了电话线断头冒出的一串串水泡。
父亲满以为我会有些出息，不曾想倒是他漠不关心的弟弟一声不响考上了大学。在等待弟弟回家的那个星期天，父亲决心要与弟弟作一次包罗万象的长谈，一来是弥补在教育弟弟方面的疏忽；二来要使弟弟觉得他能考上大学正是自己对他寄于了厚望的结果；三来要叫弟弟一辈子也忘不掉他是个循循善诱的父亲。
可惜父亲打了一天的腹稿半句也没用上。因为弟弟是烫着卷发穿着花格衬衣和喇叭裤回来的。那一年金泉市所有这种打扮的年轻人在家里都遭到了父母的痛骂，弟弟自然难以例外。
“你先别慌吃”，父亲拦住一进门就狼吞虎咽的弟弟，然后拍着入学通知书上的《致新同学的一封信》，威逼弟弟脱下衣服：“你看看你跟电视上那个二歪有何区别？多好的时代，多好的机会，你不想想怎样发愤学习，还没跨进大学门槛，你倒搞起歪门邪道来。”
弟弟不肯脱，眼睛斜看着父亲。弟弟那眼睛平常怪好，一生气一紧张便斜得厉害。父亲虽然知道这个缺陷，但现在他宁愿相信弟弟是故意拿眼瞪他，不由得怒火中烧，揪住弟弟的卷发就往墙上撞。
弟弟流着泪捂着额角，在墙上留下一块粉红的血迹，忧郁地上路了。
弟弟一去四年不归，来信只字不提父亲，这更加深了他们的隔阂。弟弟每封信都雄心勃勃地提到他要考研究生，立誓永世不回金泉，父亲赌气不看这些信，却又叫母亲念给他听，边听边叹气，“苦口婆心教育他，反倒成了恶人。”
这四年里，父亲的工厂已经变成了多人的大厂，但他使出浑身解数也没能阻挡住市化工局将其收并。我们的矿泉水公司几年来业务拓展迅猛。几乎每天我都能收到如今的经理也就是过去卫生院那个所长，给关系户写来的“售票处：某某某等同志免费洗澡为盼”的条子。重要的客人他有时还亲自陪洗，遇到几拨客人都很重要的时候，经理就得连洗几次，洗得浑身打皱，苦不堪言。有一回他实在洗不了了，便提前退堂等客，来到圆孔跟我攀谈。我满以为他会认出我，谁知他对我们一家人几乎没什么印象，而且把我和弟弟弄混了，他感慨地吐着浓痰说，想不到天天跟他儿子打架的小子一眨眼长成大人了。他谈得兴起，陪洗澡的客人到中华大酒店吃酒时，硬要拉我作陪。我诚惶诚恐来到水晶宫似的雅座，照经理的指令一个挨一个敬客人酒，由于很少吃菜，几乎烧穿我的胃。可是我竟然越喝越清醒，倒是那些客人一个个赤颜酡腮，人仰马翻。我冷冷望着这些嘴张得比脸还大的人们，差点产生一种无法自制的冲动，想和父亲一样将盘子和碗摔成四开八瓣。
经理对我的海量印象深刻，当他升任矿综办(矿泉水全面综合开发利用办公室)主任时，点名叫我当了矿综办业务科副科长。弟弟就是在这个时候毕业回家的。弟弟留着新近时兴的近乎光光的平头，找了一天才找到家。因为如今的金泉市已经百倍于往昔的小镇，我们也早已迁入新居，住进了高楼。弟弟有两次都问到了我们楼下，一楼住的一个老头却坚持说这儿并没有他要找的什么厂长，害他冤枉跑了许多路。弟弟一进门首先就骂这个老家伙，可我们都不清楚楼下住着一个红胡子老头。
四年间弟弟发生的变化比整个金泉市的变化还大。餐桌上只听到他一个人的声音，他滔滔不绝地大谈两伊战争中杀人如麻的女阿拉，美国大选时互揭疮疤的电视战，皮尔卡丹的新时装以及雅柯卡的管理术，总之是无所不谈。旁人简直听不出他是学的数学还是修的政治。他的话象连珠炮一排排射过来，针插不进水泼不入。母亲为儿子长出这许多见识面露欣喜之色，父亲则大为不快，喉咙里卡着一句话憋得他直摆头。当谈起金泉市我们引以为自豪的沧桑巨变时弟弟居然轻蔑地瘪嘴说它还不如沿海地区的乡村小镇，父亲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他用力吐出了嗓子眼里的那句话：“金泉市不好，你为什么不考研究生，却要分回来？”父亲这声闷炮一出膛立刻打哑了弟弟的连珠炮。
弟弟被分在中学教书，可他说什么也不当穷教书匠，拿着报到单却三个月没报到。我四处替他活动但为时已晚，因为事情闹僵了。毕办坚持要他具结检讨书，而且只能改派到50里外的山村小学，为的是以儆效尤。弟弟在我和母亲的再三劝导下，写了三次检讨，三次都被驳回，说他不够深刻。弟弟气急败坏地撕碎检讨，干脆就要去干个体户。
我们都等着父亲一跳三尺高，不料他只摆了摆手：“干什么都行，你自己的事自己作主”。末了又深叹一口气说：“也好”。既然父亲说了“也好”，弟弟当晚就拎着两个大黄帆布包登上火车开始贩运服装，没一个月他就买了一辆摩托整天骑着招摇过市，他那苦难岁月留下的罗圈腿似乎特别适合跨骑摩托。弟弟叼着外烟烫着卷发转眼变成了标准的个体户，我心想，啃了四年高等数学，如今只用来数钱，不知他究竟是什么滋味。
弟弟每次进货回来，总象变魔术似地从黄包里掏出永远掏不完的乳罩、弹力袜和比基尼泳装，而且当着我们的面肆无忌惮地抚弄和捏拿这些东西，父亲每回气得眼睛都快绿了，弟弟都没有发觉。一次他夸口要创立服装有限公司，他一边掏一边说，等他掏完黄包他居然已经当上了这个公司的董事长，父亲心中窝火，拿话刺他：“就靠卖这些小玩艺？”他没听出话里的刺，笑答说：“爸这你就不懂了，犹太人说过，做女人和嘴巴的生意没有赚不来的钱。”弟弟一口一个女人，母亲在一旁替他红了脸。父亲早已到了最恨人家说他不懂的年纪，顿时把脸拉长，叫他以后少把这些脏东西弄回家，最好都弄到他的有限公司去。
弟弟知道父亲对他心怀不满，尽力躲着他，不是三更半夜不回就是通宵不归，父亲一肚子教训他的话无处发泄，而且越积越多，终于在一天决了堤。那天弟弟趁父亲上班不在，邀了一群男女在家跳舞，客厅给弄得乌烟瘴气乐鼓喧天，几个姑娘暴露得更是触目心惊。父亲闯进门一脚就踢飞了录音机，他踮着脚拎起比他高半个头的弟弟，把女人的乳罩一件一件摔到他的脸上；然后父亲踢开弟弟的卧室，把成堆的花花绿绿的衣服甩出了家门。这些弹力极强的织物给扯得无限膨胀起来，堵住了楼道，比后来这花圈堵得还严实。
母亲回来哭了一场，央求我去找回弟弟。弟弟一见我便泪如雨下，坚决不肯随我回去。他说这个家没一个人关心他，他的同学全都分到了好单位，唯独他万般无奈当了个体户，钱再多别人也瞧不起；他说他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从小就恨他，肯定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一生下来就拿绳子捆他，稍不如意便拳打脚踢，他考上大学父亲却扯着他朝墙上撞，他跳个舞父亲又拎着耳朵赶他。
情绪激动的弟弟带我去了他刚刚购置的商品住宅，房间里十分凌乱，到处堆着膨胀的衣服，家具也没摆好，奇怪的是鱼缸里居然养着悠闲的鱼。弟弟翻出一叠信，说是一位著名的数论教授与他的通信。上大学的时候，他曾经花了整整一年证明费尔马猜想没有正整数解，后来教授虽然指出了他对这个旷世难题的证明有误，却高度评价了他的数学天才。他一心要考这个教授的研究生，偏偏学校不让报考，学校说金泉市是边远山区，别人不愿分来，他是金泉人，当然应该带头支援家乡建设。
弟弟的话我半信半疑，我无法把这两个不同的弟弟统一到一起，也不知道那个作数学家梦的弟弟和这个心灰意冷的个体户弟弟哪个才更真实。我怔怔地望着窗外，高楼鳞次栉比，道路纵横交错，即便身经其变的人也很难相信这儿曾经有过四壁花白的土屋，土屋的墙上钉着密密麻麻的挂炊具、衣物和二胡的木榫，木榫下有弟弟那块由粉红变为乌黑的血迹，而子弹壳在窗前象风铃一样响过。
直到从弟弟的里屋走出一个姑娘时，我才从这种恍惚中惊醒。姑娘端来一泔水似的咖啡，走路象时装模特儿的猫步，乌亮的头发轻得似乎一甩就会平飘在空中。她坐下来的时候，身体的每一条曲线都散发着芳香，她的手一只搁在伤感的弟弟的肩头，一只搁在茶几上，隔着茶色玻璃，那些绚丽的热带鱼在她的纤手下游成了一个美丽的圆圈。
我不清楚是怎样走到大街上，又是怎样一头撞到了象父亲样微微发胖的主任的。我只记得费尽力气才听懂主任一通话的意思：他明年夏季要搞一个大型的促销活动，他要我尽快拿出具体方案。望着指手划脚和吐痰的主任，还有他身后这座万头攒动的城市，使我产生过一个困惑的问题，我问我自己，是谁给了主任一辈子都能向我们一家两代人发号施令的权力。
(六)
父亲的工厂越来越红火，他坐着轿车、火车和飞机走遍了祖国山河。他的“百搽灵”甚至已经销往苏联、香港和东南亚等地。外销产品包装仍是由他动手设计，俄语的说明书也是他一手拟定的，在与外商的谈判中，他能操简明准确的俄语与对方直接交涉而无须乎译员翻译。这在英语人才辈出的时代的确寥若晨星。苏联客商为十几年后返中国仍能遇到知音而百感交集，回国后纷纷撰文绍介父亲和他的魔水。大批苏联订单随即纷至沓来。父亲得意非凡，不少次他面对世界地图，像战略家纵横家一样双手括住苏联的疆土，雄心勃勃地向我们宣讲他的长远目标。他认为苏联这样的高寒湿冷地区“百搽灵”有着广阔的市场，弄得好几乎可以使那些鹰钩鼻子人手一瓶。父亲的讲解生动形象，他一面讲一面直嘘气，好像他放在高加索山区和西伯利亚平原的手已经冻得受不了了。
父亲的确值得自豪，因为他一家工厂一年的利润超过了我们公司的总和，他赚取的外汇更是叫人望尘莫及。我对父亲的尊重和敬佩之情与日俱增，有关矿综办业务方面的事常征询他的意见。当我谈及主任交给我的任务时，父亲眯起双眼久久扬着下巴，表示他从心底瞧不起这个卫生所所长，不过他仍然为我出了个点子，他建议我们在来年的九月以啤酒节的形式招徕天下顾客。
“百搽灵”大量外销的结果，使它成了供不应求的抢手货。有病的人不必说了，没病的人也千方百计要贮存几瓶以备不时之需；市里各家单位每有会议必花公款购这一本地名产分赠外地来宾；全国各地不少客户还纷纷慕名上门求购。那时节，家里的程控电话嘀嘀直响，携礼登门的客人络绎不绝。父亲微笑着一一接下这些礼物，曾使母亲替他担心。父亲对母亲的妇人之见一哂置之，他关紧门窗撕开各种礼品时安慰过心惊肉跳的母亲，父亲说也不看看如今谁人不受礼。
来客全是求购“百搽灵”的，而且异口同声要买外销包装的出口货，父亲莫可奈何，下令全部产品换上了洋包装。一位记者为此写了一篇《崇洋心理之一斑》的杂谈，对内销产品贴上洋牌子痛加抨击，然而正是这个婊子养的东西从父亲那里索要了一箱“BaiCaLing”，并且毛遂自荐要为父亲写一篇报告文学。
这篇报告文学我是在自己的办公桌上读到的，文章的题目是《立足金泉，走向世界》，文章说父亲曾经遭到不公正待遇，但他身处逆境发愤自学外语和祖国医药学，坚信终有云开日出的一天，平反后他怀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感激心情，无偿献出了自己整理的民间秘方，在前任厂长奠定的基础上，锐意改革求新开拓国际市场，取得了令同业瞩目的优异成绩。父亲自此名扬金泉，不久当上了优秀企业家、劳模和人大代表。
父亲变得讲究起来，家里铺了腥红地毯，墙上贴了壁纸，各种工艺品和名人字画挤满了白墙，这些东西露出的空白又被他安上了五颜六色造型各异的壁灯；各式各样的电器，大到一人多高的三温冰箱，小到火柴盒大小的电动剃刀几乎全部置办齐备。家里已经找不到再能花钱的地方，父亲又将注意力转向了吃。他说过去我们过的不是人过的日子，现在说什么也得补上。与此同时，市报、电台、电视台仍在连篇累牍地赞扬他，他变得愈发奢侈考究：酒要喝名酒而且不能喝杂，烟要抽外烟而且要抽走私过来的洋烟。不知餍足的父亲沉睡多年的食欲似乎突然惊醒了，他身体迅速发胖，胖到走路只能两手八字形甩动，远看他犹如一只汽球，仿佛一夜之间被新闻界吹鼓了起来。他一个人的变化好像比整个金泉市的变化还大。
这年冬天是一个百年不遇的旱冬，老天一场雪不降，冻死了成片的麦子，三色泉也奄奄一息几近断流。父亲的工厂和许多以泉为原料的厂家被迫停产，但父亲仍然马不歇鞍四处穿梭游说争取明年的订货。那些老客户虽也风闻泉水歇流，可一见到乐哈哈的父亲这么胖，根本不相信我们的泉已经干了。父亲回来时总是手里捏满订单，这与我的八方奔波却空手而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对于泉水的干涸，乐观如父亲的人极少，人们普遍感到忧虑，耽心我们赖以发展的三色泉会变成另一条趵突泉，那条全国著名的间歇泉已经间歇了整整三年。因为情况是这样特殊，这一回众人普遍的忧虑例外地迅速引起了市府的注意，市科协以少有的高效率延请了十几位地质、生化、大气和环境方面的科学家前来研究和考察泉。虽说金泉建市10年有余，但科学家来访还属首次，人们奔走相告，精心组织，早早地就候在车站等0次客车，车站人声喧嚣横幅层层叠叠，有的写着“热烈欢迎科学考察团”，有的写着“科学就是力量”，还有的甚至写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学家们走下火车的时候，面对如此隆重的迎接场面个个感动得热泪盈眶，然而金泉的人们却大失所望：因为这些科学家除了略微消瘦和额上多几条皱纹之外，看不出与常人有何区别，更看不出有何过人之处。市科协主任当场宣读了欢迎辞，闹哄哄的人们谁也没听清他讲的什么，这种场合恐怕耳朵贴到他嘴上也听不出个所以然。主任身边倒有一群人如同听得清他的讲话似地边听边点头，这些莫名其妙的人，主任早已住嘴了他们竟然还在点。
稍后的小型座谈会上主任向科学家转达了全市人民的厚望。父亲、我和我们主任均参加了座谈，大家轮流发言都再次表示了担忧，只有父亲表示审慎的乐观。科协主任十分赞同父亲的观点，听主任的口气，好像请科学家来不是研究泉为什么干，而是为了请他们把泉水研究出来。科学家们坐不住了，当即谢绝接风洗尘的盛宴，拿着小铁锤上了山。考察进行了一个多月，科学家们带走了土样、水样和几大包石头，没有留下任何结论。走的时候他们乘的是夜间的次列车，和来时比较，站台上冷冷清清。
夏天泉正如父亲预言的那样重新喷涌而来，只不过流量远远小于往年。沉寂了一个冬季的机器马达重又轰鸣转动起来，大街小巷都能听到饮料瓶和啤酒瓶清脆悦耳的碰撞声，人们全都忘了泉水不久前的干涸。科学家的报告送达金泉的时候，市科协主任正组织“深入工厂七一杯”技术革新大赛，忙得不亦乐乎，直到一个半月后才读到这份报告。报告以不容置辩的论证严峻指出：金泉市大规模的建设造成的植被减少水土流失和过度抽取地下水，已经给这一脉矿泉带来了空前的无可挽回的地质毁坏，事实上如今的泉除了含有二氧化碳以外基本上不含任何微量元素，而且在今明两年内泉将彻底干枯。
父亲作为科局级干部也读到了市府以文件形式转发的这份报告。他和大家一样对这个耸人听闻的结论嗤之以鼻，同时深为愤慨，觉得这些科学家们辜负了金泉人民的厚爱。父亲由不相信报告和这几个瘦科学家，进而发展到怀疑科学。在一次会议上父亲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据来阐述自己的观点，父亲说他没用什么周折就研制出神奇的“百搽灵”，而一家药物研究所花了五年也没测定它的成份。当然就更没能解释它为何如此神奇。
在是否就报告一事发布消息公诸大众的问题上，人们产生了分歧。有人认为不论如何应实事求是地转告市民；有人认为那样做只会造成人心惶惶生产不稳定的混乱局面。最后报上发了一则简讯：
本报讯近日由北京上海等地科学家组成的考察团对我市进行了考察，市领导及市科协负责人与考察团全体成员进行了座谈，介绍了我市两个文明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科学家们对我市因泉而建因泉而兴的发展战略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肯定。他们通过实地考察，对我市今后如何进一步搞好植树造林和更合理地利用地下水以及如何保护三色泉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意见和建议，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唯一留心了这条消息的人可能就是父亲，父亲一个中午都朝着报纸右下角微笑不止，母亲不解地凑近报纸，看不出有什么可笑。父亲坐在沙发上，一身的胖肉塞满了沙发，这使人体会到报告有一点没有弄错，金泉的气候变化异常，二十多年从来不曾这般热过。父亲只不过朝电话叹了一声“天太热”有人就送来一台处理价的空调。这回父亲拿起尖嘴钳子和起子打开空调机，坐在旁边织毛衣的母亲连眼皮也没抬，它在她心中的价值远不如那台黑白电视。
正是在父亲将头探进空调，而且口中念念有词的时候，一年多未回家门的弟弟咬牙关圆睁怒目，一点一点地进了客厅。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淋湿了所有来人的面孔，风开始拍打窗户。弟弟浑身血污躺在地上，血染黑了腥红的地毯。
(七)
弟弟似乎完全可以避开从生下地就一直等待着他的这个不幸事件。如果他大学毕业不分回金泉，如果小时候不玩子弹壳被人戳伤眼睛，如果他少一点好奇心……成千上万个如果只要有一个成立，弟弟就不会大祸临头。可是这天上午他径直走进了集贸市场，而且偏偏挤到人群最前面围观一个税务干部训斥拒不纳税的屠户。
当税务干部像麻袋一样平扑到地上，所有的围观者都惊呆的时候，弟弟离屠户鲜红的屠刀最近。自知性命难保的凶手挥舞着刀子把人群赶成了更大的一个圈。人们并不散去，却没有一个人有勇气正视凶犯血红的四处扫瞄的眼睛。但是屠户发现了唯一一只瞪着他的眼，这是弟弟过度紧张而斜得厉害的眼睛，在一排排垂下的眼睑中，它闪闪发亮叫屠户心惊肉跳。屠户“嗷”地一声扑向弟弟，人们还没看清究竟发生了什么，弟弟和凶手已经扭打在一起，最终倒在了血泊之中。
闻讯赶到的公安人员和记者讯问事情的经过时，所有的目击者都回忆说，当屠户加害税务干部时，弟弟大吼一声冲了上去。新闻机构迅速报道壮烈殉职的税务干部和勇斗歹徒的弟弟的英勇事迹。几家单位当即决定第二天联合召开追悼大会，会上将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情是如何在炎热的天气里保存弟弟，我像疯子一样从公司的冻库搬回了两块巨大的冰，让弟弟躺在冰上。
追悼会上，个协会长为弟弟致了悼词。悼词说弟弟一贯遵纪守法照章纳税，说他身为一个大学生，敢于冲破传统观念自谋生路，展示了当代青年自立自强的精神面貌，尤其是在紧要关头的挺身而出，更是集中地显示了一个共青团员(弟弟可能在大学入的团)的无私奉献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慨。会上还宣布了一项号召广大个体业者向弟弟学习的决定。父亲始终像木头一样面无表情地站在前列，人们不停地攥住他的手，感谢他为社会超前培养教育了这么一个好青年。
会后是我护送的弟弟，我抱着冰凉如铁的弟弟却没流一滴眼泪。想着弟弟就这样消失了，我内心充满了苦涩。我望着路边麻木不仁地注视灵车驶过的人群，不禁产生了一个叫人不寒而栗的想法：今天所有活着的人，不出一个百年其实都会如弟弟一样从地球上消失殆尽。我们慢慢衰老正像弟弟下面的冰慢慢融化，不过我们是另一种冰。
父亲很快就从这个不幸事件中摆脱出来，除了那只手永远不由自主地颤抖以外，他一切如常。当那个最早吹捧父亲的记者要求父亲赞助他出一本《灯下杂谈》，并应允再为父亲写一篇报告文学时，父亲不仅慨然批了赞助，而且从容平静地谈到了弟弟，他微笑着用左手按住发抖的右手说，他很早就十分注意培养这孩子的正义感和嫉恶如仇的品性，小时候他给他讲过岳飞的故事，这孩子一听就入了迷。父亲提供的素材在新的报道里变成了胖墩墩的弟弟坐在父亲的膝上，一手抓着父亲的胡子一边听于谦和戚继光以及雷锋、董存瑞和黄继光等叔叔的英雄业绩，那时候就在心里想：做就要做这样的人。
母亲跟父亲不一样，要她相信自己的孩子已经不在了，需要很长时间。从弟弟躺在冰上的那天起，她就养成了跟一些东西喃喃说话的习惯。我曾试图藏起容易唤起她对弟弟思念的这些东西，可是不久我便发现，在母亲眼里，家中没有任何物件不与弟弟有某种关系，她甚至望着我的一颦一笑也能立即想到弟弟。我无可奈何，只能望着她每天固执地剖晒和腌制除了弟弟我们谁也不吃的苦瓜。
假如不是几天后一个下午，我拉开门几乎贴到门前一个木雕似的姑娘，我绝不敢相信对弟弟的死，有人比母亲更悲伤。那个下午父亲已经上班，我正准备赶到公司开会，姑娘却挡住了我的去路。她捧着绢制的小花圈，乌发落下来使她的脸如同黑雨中的月亮，而她身上依然跳动着奇异的香味。她打开弟弟的骨灰盒，泪水洒在了弟弟的身上，弟弟的灰尘不禁飘动起来。
我凝视着姑娘用红唇吻弟弟，弟弟又沾在她唇上的凄凉场景，忘记了综办正等我开会筹备下月的啤酒节。我垂立在他们面前，内心有一种无法言喻的酸楚和空虚。起初我的悲伤仅仅是为了向姑娘表明我一样深爱弟弟，或许下意识里还要以此博得她的好感，但是当风忽然剧烈地拍打窗户，就好像两种不同的时间碰到一块时，我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一种真正的悲哀袭上心头。我仿佛又看见弟弟的小手替我朝绳圈里喂鹅卵石；仿佛又听见十几年前竹林和泉水的声音，而弟弟举着一尾桃花鱼像青蛙一样游了过来。那一次弟弟曾经问我鱼是从哪儿跑到我们泉里的，我没回答，我以为这是个简单的问题，现在我才知道回答它就等于回答人是从哪里来的。
我向姑娘讲述了这些往事，当我说到那扇形的坑时，她悲恸不已，泪如雨注，喃喃地说：“他从不肯讲他的过去，一个字也不讲。我总弄不明白他为什么在梦里老是拼命撕扯自己的头发，总是喊‘我攻克了世界数学难题，你们凭什么拿绳子拴我’”。
姑娘的脸微微红了一下。
我不禁泪流满面。一年前弟弟不肯回家，说家里没有一个人关心他，我曾为自己感到委屈；其实他并没说错，我一点不知道他生活得这般沉重。我伏在桌上痛哭起来。弟弟死后，我一直忙忙碌碌料理丧事，昏头昏脑上班下班，竭尽全力安慰母亲，我几乎忽视了自己的感情，如果不是面对这个悲伤的姑娘，我真不会相信我内心埋藏着这么多这么深的悲伤和哀痛。我不能在伤心的母亲面前掉泪，不想在冷静的父亲面前哭泣，不愿在装腔作势的外人面前伤心，现在终于找到了可以痛痛快快朝她哭，而她完全能理解我的人。我不清楚哭了多久，等我缓缓止住抽泣，四周是异样的静谧，好像一切声音都消逝和凝结在空中。我以为姑娘早已悄然离去，但我抬起头，泪眼中却闪动着成千上万个掩面流泪的姑娘。我拥抱住其中的一个，也许是其中的一个抱住了我。
我在她身上感到弟弟的抚摸和疼爱，感到了弟弟大大小小的伤疤，还有他那柠檬色的橄榄油一样的泪滴。她终始呻唤着弟弟的名字，我几乎在她的纤手下变成了痛苦而无望的弟弟，我绝望地像弟弟那样撕扯着头发，发出了悲鸣，这声音完全不象我的：“为什么我不是我弟弟？”
她宁静而惨白地微笑了，她轻轻地扭过头看窗外，乌亮的头发平漂在空中。晾台在她身后，一排排的苦瓜重合在远方的道路上，一些人如密密麻麻的蝼蚁在苦瓜上爬来爬去。我从这样的背影上看到她的剪影，这影子的小嘴一字一句吐出了距离相等的字音：“他比你刚烈，他比你体贴。”
我听不懂她的话，也不知她凭什么这样比较我们兄弟，可是我瘫在了床上，羞郝地用毛毯盖住暗黄而无光泽的身体。我想伸手抓住她，但她像无骨的黄鼬从门缝滑出去，乌发水一样流过我的手掌。在我记忆的幻像中，她千百次这样消逝，我一次也没能抓住她。我从此再也没见到过她，只是感觉到她存在着，她在茫茫人海里，用冷冷的目光窥视我；在这如针芒刺背的不安中，我不敢走在车马辐辏人群猬集的大街，我害怕那目光射来，使我像一个玻璃人一样一览无余。
那个下午我百骸空空地下床，毫无目的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我站在镜前左左右右地照自己的身体，不由想起小时候趴在泉边看自己的样子。我拖着自己的身体经过了二十多年的风雨，我以为它紧随着我它是我的，其实它从来都在蜕变，都在逃离最初的我：皮肤由黑而黄，肌肉由敏捷而松懈，骨胳由胶质而钙化，胃由饥馑而厌食，肉欲由美丽而低级。如今的我与过去的我区别甚至大于另一个人与初始的我的差异。这个下午我第一次对自己产生了厌恶。但我仍然下意识抓起了床单和衣物。母亲下班归来，远远望见我晾晒的万国旗似的衣物，她曾经感到安慰。因为我在她心目中永远是个少不更事的孩子。
(八)
啤酒节取得了巨大成功。矿综办下属的几家公司拿出三分之一的积压产品，包括饮料、啤酒、低度白酒、果酒四大系列50多种产品，沿街赠送给多家大小餐馆，请大家免费品尝。各公司宣传车一齐出动，所有的公共汽车也被我们涂上了广告，一时间全城酒香扑鼻，街巷旗幡飞扬。大批本市居民和无数应约前来的商贾纷纷拥进餐馆，“好酒、好酒”的吆喝声随处可闻，啤酒泡沫像六月雪堆满了人行道，各家餐馆的营业额仿佛陡然遇热的水银柱直线上升。与此同时，不断预约定席的电话还在响个不停，急促的铃声几乎把话筒全部掀到了地上。这般热闹只有几个月后泉水干涸和几年后金泉首次举办的那个运动会能够与此相比。短短的一个星期，各公司接到的订货即达30万吨，不仅销出了全部存货，而且今明两年的生产任务也全然饱和，事实上矿综办系统公司一年的生产总量满打满算仅7.2万吨。
我兴高采烈跑回家，目不转睛地收看了啤酒节电视新闻。新闻里有我的镜头：我录下这段新闻，嚷嚷着喊母亲来看，她却突然在厨房里哭起来。
我心里格登一下，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事情。母亲正对着一张油渍斑斑的纸片啜泣，我凑到近前，才看清那是包卤肉的纸，正是号召向弟弟学习的文件。可恶的商贩用文件包鱼包肉包豆腐，常常害得母亲突如其来在厨房哭，我和父亲经过商量，决定请一个保姆，免得母亲一看见菜就伤心。谁知保姆一到，无事可做的母亲却病倒了，她又开始浑身疼痛，几乎瘦得皮包骨头，仿佛这几年的好日子她一口也没尝过。与此相反，父亲犹如这几年的最大受益者，胖得愈发不可收拾，上下轿车他都气喘吁吁。每周一次的腹部脂肪抽吸术不仅无济于事，而且使他烦躁不安。他遵照医嘱每天只吃一小碗饭，然后喝大量的泉水，但他仍然不可遏止地胖。他愤愤地骂起那些不学无术的科学家，他们胡诌我们的泉除了二氧化碳一无所有，可事实证明他只饮泉也能发胖。父亲日胖一日的结果是化工局副局长(也正是父亲指着鼻子骂过的前任厂长)抱着茶杯淡淡地对他说，该休息休息了。
我原以为父亲会为此大发牢骚，不想他居然一声不响当起调研员，每天不厌其烦地养开了鸟。他买回一只花白的鹧鸪，耐心地用高锰酸钾给它洗口，一只一只给它喂开水烫死的避债蛾。在啼晴哭雨的鹧鸪“叽叽嘎嘎”的叫声中，父亲黯然翻开他的10大本相册，相册里全是他近十年在名山大川奇景胜地留下的照片，他踌躇满志地在烈士群像前留过影，神采奕奕地在工农兵泥塑边拍过照，故作深沉地在伟人脚下照过相。正是在重温这些瞬间的时候，父亲忽然萌动了一个令他激动不安的想法。
那天他返身关上卧室的门，整整10天再没出来，吃饭全靠一天比一天白嫩的保姆往里送。春天照例的人大会议上，父亲和盘端出了他的想法，他递交了一个厚达数万言的提案，从历史文化多种角度论证金泉应该建造一座具有城市特色的雕塑。这一新奇的建议立即获得众人支持，并且成为一致通过的提案之一。市里高兴地把它列为了市民办的十件实事之一，因为当时计划为市民办的好事恰好还差一件。
负责创造这件雕塑的是群艺馆的一位画家，他接过重任立即戴着眼镜前来拜访父亲。那天父亲不在，而我与眼镜认识，因此我们一起谈起了这件雕塑。谈着谈着，眼镜猛地一掊书桌，大叫一声“好”，从我的玻璃板下抽出了一张发黄的照片。那正是弟弟第一次到镇上的照像中心照出的像片：硕大的方头，其它的一切都瘦小细弱。我不明白眼镜何以如此兴奋，茫然地望着他镜片上的四个光点不知问他什么好。
眼镜的作品我是在他的雕塑室看到的。一个泥捏的孩子原封不动就是弟弟，不同的是这个弟弟一丝不挂，而且手中抱着一个硕大酒瓶。眼镜介绍说，将来这瓶口将是喷泉口。我指着瓶上四道泥槽向他求教时，他大含深意地一笑，说这四条道道象征要充分开发泉水为四化服务。我对艺术一窍不通，只能对这肤浅的构思表示叹为观止。雕塑落成庆典十分宏大。没等剪彩的人把一条好端端的绸布剪成几段，已是鞭炮齐鸣，锣鼓喧天。父亲也出席了落成式，他兴奋得满脸通红，压根不知道身后就站着自己的儿子，而他曾经拎着他的耳朵赶它。雕像的确是一件成功的作品，尤其是那小鸡鸡塑得如此生动有趣，以致不久就被人敲了下来。唯一对雕像不满的人是它的作者，眼镜数次向我抱怨建筑工人将作品造走了样。我围着雕像反反复复看了几圈，觉得他不该错怪工人，因为任何东西随意放大都会失真走神。
四月站在我们家的晾台上，可以清楚地看见这尊雕像以及啤酒口越来越少的喷水，最后只剩一条细细的白线。泉无可挽回地干涸了，如果科学家们真没弄错，它将永远不会再来。矿综办的各大公司全部停了产，一时人们陷入了恐慌，偏偏催要订货的信函电报雪片一样纷纷飞来，有些客户久催不果，竟然扬言要打官司。负债累累的各家公司将满腹怨气撒在了综办业务科，也就是我的头上。在主任召开的全办经营形势会议上，经理们全都拍着桌了，说当初业务科不该搞那个好大喜功劳神破财的啤酒节。主任在会上微笑不语，他抚弄着手中的紫砂茶壶，那镇定自若的神色好像啤酒节不是他叫业务科干的，而且当初他已经预料到会有今天这个结局。
我一怒之下向主任提出了调动申请，没想到他吐着浓痰关上门，真诚地对我说，啤酒节完全是他的责任，我并没有什么过错。我闻言心头一热，几乎想撤回申请，但主任已经“沙沙”在上面签了两个遒劲的大字：同意。
三色泉将彻底干涸的消息各大报纸都刊载了，人们普遍感到惋惜。惋惜之余人们都想亲眼见见这条神奇的泉最后干涸的奇景，一时间旅游者又蜂拥而来，大街小巷人山人海，全部的旅馆都挂着“客满，请您止步”的红牌。有人估计，从五月到十月泉最后干涸这段时间，仅旅游收入一项便能超过去一年的工业总产值。我接到另一个以造卡车闻名的城市的调令，到矿综办办理交接手续时，主任正挥汗如雨指挥各大公司将厂房迅速改建成简易旅店。夜晚到处牵着电灯，地上铺满细砂，堆着砖头瓦砾，我一蹦一跳地回到家，心中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我开始打点行装，并告诉父亲我明天就走。父亲站在晾台上，仿佛没听见我的话。他的额头已经抵到浓黑的夜幕，那姿式非常奇特，在黑暗的背景下，他显得并不如平常胖。
最后这个晚上静得出奇，远处挑灯夜战的吆喝声，保姆在厨房摘菜的如同蝗虫啃噬青苗的沙沙声，都使这夜晚更觉宁静，我莫名其妙地感到有什么东西在渐渐远去。母亲几次欲言又止，终于下了巨大的决心似地拉我进屋，战战兢兢揭开了床下的米坛子，坛子里是整匝整匝的现钞。我手进去，崭新的钱的棱角扎疼了我，如同伸进了鲨鱼的嘴，全身的血都发凉。母亲说话直打颤，牙齿碰得格格响：“你去劝劝爸爸交代了算了，我们谁也不知道他私下收过这么多钱，组织上已经找他谈话了。”
我如雷轰顶，做梦没想到临走会遇到这样一桩可怕的事情，从复出后到今晚站在晾台上的父亲像电影一样在我脑子里闪现，我顿时明白父亲的退居二线，并非因为他胖到无法履行职责，因为比他还胖的人很多。我不知道是怎么走到客厅的，当我缓缓抬头时，我惊讶地发现凉台上空无一人，父亲不在了，我只看到到一双手夜幕中象溺者一般抓动了一下。接着楼好像随之晃动不已。我听到了一声钝响。
父亲就这样走了。
此后有无数个夜晚，我孤独地走在另一个城市的街道，每一步都改变着与这个世界一切事物的距离，唯独这双在夜幕中抓动的手紧跟着我，使我头疼欲裂，好像它们要从我骨缝里像蘑菇一样生出来。
我忧伤地在心中想：“父亲。弟弟。”
皎洁的月光铺在地上，可人永远踩不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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