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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资本肯定不万能，但没资本万万不能！

这个资本，就是钱、货币这样的概念。

中共刚刚创建时，共产国际确曾提出予以资助，但中共总书记陈独秀不肯接受，拿人家不仅手短，还会受人管。

但蒋介石和冯玉祥这类人，可不管这个，苏联风投的钱留下，关系却完全破裂了！所以中共从成立开始就很守规矩有信用！

年10月4日下午，陈独秀在家中，与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等5人印刷小报时，被法租界当局逮捕。

这实际上是一件可以摧毁早期中央机构的超级事件！

20多天后，10月26日，法庭宣判却陈独秀无罪释放，罚元了事。

天底下哪有如此凭空而来的好事？

独秀出狱后才得知，国际代表马林为营救他们几人，可谓煞费苦心下了血本，聘请法国律师，又耗费大量金钱和精力，才打通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方才顺利结案。

按照李达的说法：马林和中国共产党共了一次患难。

这次遭遇令陈独秀感悟到，可不仅是开展活动、发展组织需要钱，就是从监狱里和敌人枪口下营救自己的同志，也离不开一定数量的经费。

这些现实问题，的确不是仅凭书生空口的豪言壮语，就能够解决的。

离开钱，在大上海这十里洋场，真不行！

实际上还不只是钱，那份情最值得珍惜！

陈独秀本人极重感情，一番波折无形中，增进了其对马林的感情和理解。

李达回忆说，“他们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适当的解决”，不再像以前那样一见面就吵架。

建立一个党，巩固一个党，发展一个党，需要理想，需要主义，当然经费更需要。

富于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人，经历磨难后才终于认识到这一现实。可惜的是，除了这钱袋子，对于枪杆子的认知更滞后！

从这次突然被捕开始，到依靠人家共产国际真金白银，拿出一大笔钱把他赎出来，教授出身刚带团队也知道当家特难的他，终于深刻认知到：

资本通天，搞政治离不开货币化的资本。

这之后，陈独秀终于同意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也开始能接受人家共产国际的经费。

实际上，这一选择很必然，因为越往后，党组织的规模越大，不接受也不行的！

尽管有点外援，但因为那时的“职业革命家”没有社会职业，只能靠党内的津贴度日。

于是，因国际资助有限，党内的经费一直相当紧张。这是全国普遍的现象，没有资本当然揭不开锅呀！例如顺直省委的津贴曾中断过，怎么办？能怎么办，自己想辙呗！组织部长彭真卖掉妻子金戒指坚持工作。可工人出身的省委书记王藻文，因为没有这样的条件，就只能发牢骚了，再节俭，也得养家糊口啊！

蒋介石的头脑可比这些穷书生出身的群体厉害多了！他早在上交所炒股票时，就已深刻懂得金钱和资本之魔力了。

年叛变前，他也很纠结，这倒不是他良心发现，而是担心与苏联翻脸没钱花！后来在新桂系的积极变态和吴稚晖张静江的开导下，才明白向共产党痛下杀手，去屠杀工农运动，才能以民众之鲜血，作为可纳的最好的投名状，给上海滩的江浙和国际财团。

面对绝望的直接屠杀，共产党只能抓起枪杆子求生存，但抓枪杆子也得用钱，不能总是指望外援。负责组织武装起义的军委书记周恩来，年5月秘密组建军委特务工作科，特别任务之一就是筹款。汉口用银元武昌用法币，特务股长李强用小划子渡江炒汇，为党赚了第一桶金。

中央机关，因在上海办公非常需要钱！

各地武装起义的红军，纷纷把作战收缴的财物换成黄金，千里迢迢送到中央。穷人的政党靠不上财东，就只能全党凑份子了。中央这边确实缺钱，隐身上海租界，没有合理的掩护，哪里能瞒过外国巡捕？没靠谱的源头活水，仅靠外援注定不行！

年，江苏省委书记陈云接手负责中央的情报保卫机构“中央特科”，用几千元本钱开办了二十几个小铺子，不但完成秘密联络点的任务，还为党赚了钱。共产国际大加赞赏，因以前这种联络点是赔钱经营。

共产党人必须有会赚钱的。陈云这个擅长经营的人才，后来成为中共的经济专家。

导师在江西创建红色政权，打下漳州后，意外缴获万大洋。

但导师历来得财不存私房不发赏金，全部交给中央银行。首任行长，正是毛泽民，毛行长千方百计去发展对外贸易，把苏区出产的桐油和钨砂走私到国统区赚钱。

革命的目标是建国，国家的财源必须源源不断，那就要用钱生钱。这用钱生钱的外贸，不但能赚钱，还建成统战关系：广东军阀陈济棠是苏区的外贸伙伴，在红军突围长征时秘密放水。

长征，那是一次被迫突然的大转移。十万红军匆匆上路，一走就是上万公里，这样的征途中，装备给养怎样解决？

大侠上路不怕没钱，小说和影视剧中从来不发愁钱的问题！

可红军不是独行侠，一支大军的供给必须依靠大规模的组织行为。因此，红军专设一个没收征发委员会，供给部部长林伯渠当主任，毛行长是副主任，沿路没收官僚资产，征收土豪浮财。

财主们闻风而藏，纷纷把财产转移深埋，不肯给红军留下多少。幸亏毛行长预有准备，国家银行的金库也随军长征了。

银行积累的黄金和银元分到了各军团，由部队分别背走。在毛行长的身边还有“扁担银行”，上百副担子担着巨额的黄金银元和纸币。

所以，

本来大侠上路也还是带着钱的，

现实总比小说影视剧精彩的多！

红军智取遵义城，导师借助由通道转兵、黎平和猴场会议形成的良好形势，一举而实现了话语权和指挥中心的跃迁，并从此开始实质性掌控中共的方向。

在这时，毛行长也做了件匪夷所思的事：

发行货币！

红军的每个干部战士都能分到货币形式的津贴，可以手里拿着钱到集市购买急需的毛巾和胶鞋，还能下饭馆打打牙祭。商家和百姓拿到这些苏维埃货币怎么办？

毛行长设立了几十个兑换点，用红军缴获的食盐和香烟收兑货币。

货币需要流通，这流通搞活了红军的行军生活和驻地经济，也给共产党和红军留下极好的信誉。二三十年以后，还有各地百姓拿着红军货币找新政权兑换，这些收藏人坚信共产党总有一天能掌天下。

遵义会议是改写中共历史的重要会议，遵义发钞，也是中共经济史上非常值得讨论的生花妙笔。

除毛行长，另一例就是“熊老板”的钱袋子。

搞经济无非是开源节流，共产党彼时尚未执政，开源的渠道很少。因此，全党上下养成了节流的习惯，极其俭朴。

红军官兵平等，从总司令朱德到普通战士，每月津贴一律五元。还规定了严惩贪污的法令--贪污五元就枪毙。

长征到藏区，部队四处筹粮，一个年轻红军进入喇嘛庙搞了一些粮食，违反纪律--枪毙！执行纪律的人，并未顾虑受刑人是主席夫人的弟弟。

白区的生活更是缺乏来源，不少共产党员筹款是从自己做起：毁家纾难！

彭湃在广东海陆丰发动农民起义，第一个举措就是没收自家的全部田产。抗战期间，陆定一父亲去世，家庭分割财产，陆定一把自己分得的银元交了党费。民生文旅读者群多次提过的刘真前辈，也是在当年为了抗战毅然卖地，参加革命！

党的钱来得不容易，经办人员无不格外谨慎。特别会计熊瑾玎掌管着南方局的全部经费，手里有钱，人称“熊老板”。

熊老板有个特别的钱包，一只长布袋绕在左手腕上，袋口始终攥在手中。

这握钱的手握得极紧，女儿突发高烧需要打针，可一支盘尼西林（青霉素）要十元，熊瑾玎自己没有闲钱，手里掌握大量公款，但就是不肯挪用。

这一耽误，女儿不幸病亡。后来，熊瑾玎又一个女儿病了，导师专门从延安发电报到重庆，组织上拨款治疗！

尽管共产党人极其俭朴，但该花的钱还是要花。

红军对技术军官特殊优待，电台台长王铮尽管原为被俘人员，但是月薪达五十元，是总司令的十倍。

八路军优待外来知识分子，从大上海来的艺术家严寄洲，津贴七元半，比贺龙司令高两元半。

总理抗战在重庆，也尽力资助生活困难的党外朋友。

日寇侵占东北，失去家园的东北人成为中国最大的流亡人群，生活无着。东北革命元老高崇民发起东北救亡总会，救助同胞团结抗日。

高崇民早在年就决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可他筹建团体不找共产党化缘，专找国民党要钱，扣押东北少帅张学良的老蒋欠着东北的人情！

军统局长戴笠出了五万大洋，却不知，东总的副会长阎宝航和秘书长于毅夫都是秘密共产党员。公款公用，高崇民自家的生活十分困窘。

总理派人送去津贴，可高崇民却不要。他知道，共产党的钱来得不容易，连总理自己都节衣缩食。总理却非要高崇民收下。

民主人士与共产党员不同，共产党人能够以战养战，民主人士却是拖家带口，还要在社会上层活动，没钱实在不行。

蒋介石最知道钱的作用，委员长手握大笔特别费，接见部下时总会颁发赏金。召见西北军将领韩练成，蒋介石当场赏赐大洋五万，派韩练成去桂系监军。只可惜，那韩练成拿了老蒋的钱，却转身去红岩村，向总理提出加入共产党。

钱财，并不是一个人的最高追求。韩练成上心的不是“钱途”而是前途，个人和国家的前途。蒋介石的锦上添花，真不如总理的雪中送炭。

雪中送炭也要有炭，无论是资助朋友还是维持党工运行，都不可避免地要用钱，可是，这钱从何来呢？

共产党“走镖”秘事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经济极其困窘，国民党中央不但停发军饷，还封锁棉布医药等物资。导师不得不号召边区军民奋起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

生产有周期，供给却一天都不能停，导师又调来特科老将南汉宸当财政厅长。

南汉宸一出手就截获国民党二十二军偷运鸦片的驮队，让张道吾开拓定边的盐池，很快扭转了困局。各根据地也知道中央困难，也尽力支援。例如在山东根据地有个招远金矿，千里迢迢把金子送到延安。

擅长地下工作的共产党人，早有密送情报的看家本事，如今又用来偷运钱财。

上海，毛行长接到大笔外汇后，偷偷换成金子，金戒指压扁，金条装箱，亲自提着箱子上火车。西安，身着少将军装的叶剑英亲自进站迎接，国民党特务不敢拦截。延安，黄土窑洞也能收到外国洋货，海外华侨资助了药品和X光仪器。

国共和谈破裂，中共代表团从南京撤离，去过联合国大会的董必武，如今也要夹带金条。董老的西装里面有个特制的马甲，这马甲的暗袋能装金条，地下党的积蓄要带到延安支援军队作战。

内战在即，李先念的中原部队被国民党军重重围困，急需物资支援。邯郸的刘伯承和邓小平手里恰好有钱，刚刚缴获了大批法币。直飞北平的美军飞机，装上45个大箱子，美方正在调处中国的国共冲突，有义务派飞机运送中共谈判代表。接到箱子的叶剑英又派专人押运，再乘美国飞机从北平送到武汉。这45箱法币放在解放区是废纸，到了国统区就换成物资，保障了中原部队突围所需。

在那没有银行不能汇兑的时代，钱币流通要靠大侠走镖，走镖也难，黑白两道都有劫财客，武功高如大侠也难保钱财不失。

中共的走镖却极少失手，多年的地下工作，早已练就明暗两手，全党同心，各地都有接应。

好钢用到刀刃上，每个铜板都用到战争胜利上！

第二章

这世上只有一种成功，就是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自己的一生。

这句话有完整版，其实是这样的：

这世上只有一种成功，就是能够赚很多很多的钱，然后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自己的一生。

致富需不需要劳动？当然需要！

劳动能不能致富？这当然不一定！

这属于充分条件、必要条件以及充分必要条件，就这点事。

很多人认为努力努力再努力，把公司当家，吃喝拉撒都在公司里，玩儿命加班，就能换来收入的快速增长。

或者说，他们心里有种，如同中国的房价永不会跌一样的信念：

只要我努力工作，我多花时间在工作上，就一定可以实现买套学区房的梦想！

努力工作并没有问题，但是只想靠着努力工作，就实现财富的巨大飞跃，这和抱着存钱罐去北京买房，有啥区别？

努力工作是生而为人的起码要求，但它和财富巨大的增长，毛关系都没有。

海底捞的服务生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香港高盛投行的员工每天也工作十几个小时，他们的收入，为毛差距那么大？

你能说，海底捞的服务生，没有高盛投行员工付出的劳动多？

每个人都应该从战略高度弄清楚，财富到底是怎么来的，怎么分配的。

财富的来源：

来自于资源，所谓的信息优势。

来自于资本，所谓的靠钱生钱。

来自于注意力，所谓的靠流量生钱。

来自于劳动，所谓的靠卖劳力生钱。

从上往下，每一层都把下面一层的人秒成渣渣。

从财富的直接创造来说，毫无疑问，最终是要靠劳动来产生GDP的，流量又不能发电，有个好爸爸又不能炼钢，明星长得再好看，也不能变成可以吃的馒头包子。

但是，这些产生GDP的劳动力，却要接受自身产生的价值，一层层被上面的层级吸干，最后给你留点残羹冷汁，你还得感恩戴德。

写到这里，顿感浑身通透！

大家终于明白为啥「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句口号的力量，为何如此之大了吧？

因为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和剥削理论，是多么完美正确而且伟大呀！

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当然是。

从战略上，你要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这个简单的道理：

遍身罗绮者，

大概率不可能是

老老实实的养蚕人。

再说一个概念：可能收入

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确定的收入。

写到这，又不得不想起五中全会！

“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

通读公报全文可以发现，“人民”是公报的一个核心表达，共出现23次。

世界本身就是一个概率的存在，从来没有什么确定的事情。或者说，确定的事情，也只是概率事件的一个表现形式。

用概率的思想看世界，会颠覆你之前形成的很多认知，会让你恍然大悟，之前的自己活得真的就像个啥也不懂的傻子！

因为大多数人对世界的认识根本上是错的，所以他们会误认为这个世界的运作，应该按照确定性的法则来。

追求确定的收入，

追求确定的关系，

追求确定的承诺，

追求确定的结果,

……

而这些情况，哪一种不会让你痛苦？

追求确定收入，让一辈子就只是打工者，拿着固定工资，望学区房兴叹。

追求太确定的关系，就易变得疑神疑鬼，不但自己没有安全感，还把对方也搞得痛苦不堪，最后肯定分手。

眼里只有确定性，会让人丧失对生活惊喜的期待，进而会让人失去开拓、探索和创新精神，没有勇气和冒险主义的情怀，你怎么可能发现大部分人都发现不了的财富宝藏？

追求确定的结果，只有一件事是唯一确定的：

你只能做一棵被人收割的小韭菜。

任何理性的人，应该追求的都是，概率期望收益的最大化。

你要想办法做的事有两件：

1.提高收益结果的绝对值。

2.提高收益实现的概率。

在这两者之前求到一个平衡。而不是只追求第二个方面%的概率值。

第三章

下面，我们用一个真实的案例来给大家说清楚这一点：

年3月5日，导师、项英致电正在前方指挥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的朱德、总理，电文中说：国民党军“有进攻汀州并威胁首都配合赣敌行动”之企图，“汀州为我东南根本重地，不能轻易放弃”。

中央苏区是90年前中国共产党始创的主要革命根据地之一，屡遭国民党军“围剿”，“苦难”与“血色”是那段岁月的基色。虽说任何红色区域的存在都不容易，都不能“轻易放弃”，但一个长汀，何以被导师等特别看重，称为“根本重地”呢？

绕汀城三水之一的金沙河畔，有一座客家府第名唤“辛耕别墅”。阳光在庭院中老树的枝叶间跳跃，树下一口长满青苔的老井，井水依然丰沛。院内两天井，亮光泄下溢向厅堂，就像客家人口中常说的图景：要想富，天上留块布。

环顾四周，柱础颇大，梁柱上好，木刻精巧，一看便知匠人手艺高超，猜也能得出屋子的主人非富即贵。这辛耕别墅是民国时期汀州商会会长卢泽林的老宅。

“辛耕别墅”，红四军司令部、政治部旧址

年3月中旬，这是一个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象征意义的时间。那时间导师、朱德率领的红四军进入了长汀。

红四军是中共军史上最早的红军，是闻名国内外的“朱毛红军”。91年前的3月，历史的机缘将这支伟大的共产党军队，与千年古城长汀牵在了一起，产生了“核聚变”一般的神奇能量。

年3月11日，主因“经济无出路”而撤下井冈山的朱毛红军一路且战且退，从江西瑞金壬田进入闽西长汀，13日、14日分别在长汀渔溪、长岭寨打赢国民党军郭凤鸣旅，击毙旅长郭凤鸣，挺进长汀城。辛耕别墅的主人因与军阀有来往，出逃了。

这座大财主的宅子便做了红四军的司令部、政治部，导师和朱德住在两边厢房。也是那时，朱德在这里与康克清成了婚。

导师马不停蹄地工作，在辛耕别墅里要来了几种汀州志书，买来各地的报纸，连夜阅看。

他叫来段奋夫、黄亚光等当地党组织的领导者，让他们请来老佃农、老裁缝师傅、老教书先生、老钱粮师爷、老衙役以及老流氓头子等“六种人”，开调查会。这六种人对汀州社会方方面面最熟悉。

了解清楚哪些是土豪劣绅、哪些又是民间富商，导师起草了几种文告，让乡民知晓红军的政策，然后定了一条：向拥有资本一千块银元以上的商人借款。这样，很快就借到了3万元，加上没收反动豪绅的2万余元，总共筹到了5万余元。

这对红四军来说，可是一大笔钱，一下子解决了在井冈山时的“经济无出路”问题。

红四军司令部、政治部旧址辛耕别墅。新华社资料片

为什么是一千元？这个问题，完全可以击垮那些黑老师不懂经济的荒谬言论！

导师连日进行了调查、思索，他很清楚，竭泽而渔、诛求无已的事情决不能干！

解决红军给养问题，将来长汀起大作用。他在给中央的信中明确说：“八邑中心工作应在长汀，望省委熟计。”

在辛耕别墅，导师天天可以看到南京、上海、福州、南昌等各地报纸，获知原本在井冈山难以得到的消息，帮助他得出“蒋桂决裂，国民党大混战快到来”的正确局势判断，作出了关乎革命前途命运的决定。

3月20日，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在辛耕别墅召开，通过了这个决定。当晚导师起草了《中共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开头称呼用了“飞转”的字眼，信中说：

福建省委并飞转中央……前敌委员会决定四军、五军及江西红军第二、第四两团之行动，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

导师重复说道：“帷闽西赣南区内之由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这一计划是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必是前进的基础。”

导师雄才大略，胸中自有百万兵。他一生不摸枪，却摸书、摸民情、摸实际，摸住不放、知行合一。

可想那一夜，他在奋笔疾书时，一定心潮澎湃而又异常冷静，确信这个决定描绘的蓝图一定会实现，从此开辟新天地，从那时那地起走向胜利的彼岸。后来的实践结果证明了这一决策的伟大。

长汀幸甚成为诞生这一伟大决定的地方。

朱德说得更加直接：“长汀果然是中国革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汀州试院，背靠城中卧龙山，面朝唐代的广储门，坐抱护城河，远眺南屏山。红墙黛瓦、古木参天。拱形门楣上，塑着八个繁体大字：福建省苏维埃政府。

长汀县博物馆——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旧址、汀州试院旧址。

宋代建成的汀州试院，是汀州八县学子应试秀才的地方。年3月18日，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在这里成立。

如今院内增设长汀县博物馆，东西两侧厢房内的展览陈列，向游人讲述着汀州客家的传奇历史和古韵人文，“红色小上海”馆内则展示着风云激荡的长汀苏区革命史，展柜里当年红军的第一套统一的自制军装引人注目。

就在年3月红四军占领长汀城后，从军阀郭凤鸣设在闹市区东门街周氏宗祠的被服厂里，发现了十多台日本造的新式缝纫机。这在红四军队伍里人人都是头一次见到，真是如获至宝。

年美国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到延安采访朱德总司令，写下了名著《伟大的道路》。书中对朱毛红军这支“穷人队伍”首次入闽和长汀红军被服厂的事，有大段大段的描述。

史沫特莱并未来过长汀，她只是忠实地记录朱德的回忆：

紧跟着出现了在长汀的意外战果，这是革命发展的转折点。

许多长汀的情景，铭刻在朱德的记忆里，他还记得供应郭凤鸣武器的，

两座日本式小型兵工厂。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那家拥有新式缝纫机（日本货）的工厂。同兵工厂一样，这家工厂也属郭凤鸣，专给他的部队做服装。工厂里的工人每天要工作12小时；现在则组织了工会，建立起两班制的制度，每班八小时，给红军做军服。

朱将军在提到这批缝纫机时，连声音都亲切了许多。朱将军说，“这批机器对我们非常重要，因为在那以前，我们身上的全部衣服都是用手缝的。”

“可是我们现在终于有了第一批正规的红军军装，”他带着惋惜的笑容想起这段往事。

“新军装的颜色是灰蓝的，每一套有一副裹腿和一顶带有红星的军帽。它们没有外国军装那么漂亮，但对于我们来说，可真是其好无比了。

部队上有很多战士一批批到工厂去，静静地站在那里看裁缝用机器做衣服。过了很久，我们必须从长汀撤退，兵工厂和被服厂的工作人员愿意随我们一起走。他们随身带着机器，我们走到哪里，他就在哪里工作。

-年长征期间，缝纫机也跟随我们，那时裁缝常在露天地里干起活来。他们现在还在我们这里，还有那些缝纫机。”

长汀被服厂所在的周氏宗祠门脸不大，砖石依旧，墙头的苔藓应是从当年风雨下繁衍至今的。

它像惊蛰时的第一声雷，又像晨曦中的号角，吹起中央苏区国营企业建设的一池春水，一批批军需为主兼顾民用的工厂，如雨后春笋，破土拔节。

在长汀就有红军被服厂、印刷厂、中华织布厂、红军斗笠厂、福建兵工厂、造纸厂、弹棉厂等15家，占据中央苏区国营企业的“半壁江山”。

店头街

县前街上的毛氏老宅是中央苏区第一家红军印刷厂和出版发行机构“闽西列宁书局”的旧址。

年5月，长汀红军印刷厂在毛铭新印刷所基础上成立，有石印部、铅印部，主要承印闽西列宁书局出版发行的书籍、识字课本和《浪花》《青年实话》等苏区报刊。

用石印机印制的马克思、列宁等革命导师画像，白底红墨，在当时算上乘质量。

年3月，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长汀召开，大会主席台中央就悬挂着出自长汀印刷厂的马克思、列宁画像。

在城南大街横向相接的西门街，能看到如今已是电大工作站的楼房前挂着“红军斗笠厂旧址”的牌子。斗笠今天在城市已经少有人用，游客往往买去当家里的装饰品，但当年可是重要的军需民用物资。长汀红军斗笠厂成立于年冬。

在长汀流传一个毛泽东“改斗笠”的故事。年冬，医院休养时，来到斗笠厂和工人师傅们一起琢磨起了斗笠式样。

原来厂里生产的是“尖顶宽边”粤军斗笠样式，边沿是用一条宽竹板夹起的，他认为行军时斗笠的宽夹边上下晃动，很容易划破衣服，改成平的缠边就不会。

他又说，把尖顶也改了，行军不会伤到后边的人，休息时还能当个枕头。工人师傅们觉得毛主席想得细、说得在理，就连夜琢磨着改进。

当导师拿到，新设计的“圆顶缠边”斗笠后，好一阵端详，一会放在床上试试坐，一会拿在手上扇扇风，很高兴地说：改得好，平顶平沿一律平等嘛。新式红军斗笠好处多，携带轻便、可当坐垫、休息作枕头、天热当扇子。

至今长汀民间还流传着一首山歌，唱的就是这个故事：

“粤军斗笠簸箩沿，夹边逢雨水珠涟，行军背上磨破皮，毛委员建议改缠边。新做斗笠滴滴圆，行军休息当枕垫，唔积水来唔磨衣，毛委员和战士心相连。”

在长汀，这个故事家喻户晓。他们更乐于传颂，觉得毛主席雄才伟略还细心周到，归根到底就是和战士、群众心连心。

年秋，斗笠厂从家家户户会做斗笠的长汀南山谢屋村招收了多名工人，产量由此迅速增加，仅年长征前的九个月，工人们就日夜兼程地生产了超过20万顶斗笠。

这20万顶斗笠从长汀斗笠厂出发，伴着战士们踏上了艰苦卓绝的长征路。这些竹编斗笠不可能走完漫漫长征路，但军爱民、民拥军的军民情却一路在、永流传。

在福建省苏旧址展馆里，可看到一些当年设在长汀的苏区工厂老照片。照片不知拍摄于何年，黑白的，泛着黄，大都模糊不清了。

这样通过老照片，就能把故事娓娓道来。

年开在城南大街赖氏坦园祠的汀州弹棉厂，日产余斤棉花，交给红军被服医院制作药棉。

老祠堂内光线也不甚透亮，在黑白朦胧中，我仿佛看到当年汀州弹棉厂外出收旧棉的工人，肩挑着、板车拉着团团旧棉，棉堆下只见两只黝黑的脚飞快小跑。弹棉飞起的满屋细絮让我看不清有多少工人，只听满耳嘭嘭嘭的单弦合奏声欢快四起。

中华樟脑厂的工人们趁着大清早的凉快，从茂密的樟树山上挑下一捆捆樟树枝叶，拉进城里熬制樟脑油，那是一种淡黄色的油，可以用医院药用。那年头煤油少得可怜，樟脑油是苏区军民解决照明困难的土办法。

在中华织布厂里，余名工人摇动余台纺纱机、织布机，生产出各种布匹和药布、纱布。

濯田炼铁厂的多名工人，每天炼铁0余斤，打成兵工厂要的武器部件胚子，打成刀、锄、犁等农具。

设在长汀四都的福建兵工厂、濯田水口村的造船厂目前还有老照片存世。

赖氏坦园祠——弹棉厂旧址

在一片嘭嘭嘭、吱吱吱、嗡嗡嗡、叮叮当当的交响中，我仿佛觉得自己也随着当年军民的身影忙碌着，融在“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人潮中。

展柜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的一则题为《猛烈开拓国家企业》的文章中说：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最近在汀州筹设的中华织布厂，大体都已布置好了，共有布机三十余架，不日即可开工。

又该部设立的中华樟脑厂，也早已开始工作，产量极为丰富。船业和纸业则正在积极进行，在纸业方面投资达二十万元，已建设了中华纸业公司，大规模进行纸的生产。类似这样的记述，《红色中华》里还有不少。

《红色中华》刊登《猛烈开拓国家企业》报道

当年苏区工业少有大机器，设备落后，许多生产还依赖手工业为主。汀州府治所在的长汀，千年沉淀下来的能工巧匠众多，底子较实，成了在苏区经济建设中的一大优势。

林氏家庙，庄严高大的门楼玉树临风，厚实挺拔的山墙忠诚英朗，轻盈俊逸的飞檐翘角仿佛要跃翔蓝天。

林氏家庙——大名鼎鼎的中华贸易公司旧址

这里曾在年初设为中华贸易公司，是苏区首屈一指的商业公司，资金最为雄厚，购销额也大。

收购苏区出产的烟叶、茶叶、香菇、木材、药材、樟脑等土特产，想着法子从国民党军层层封锁中运到白区销售，又从白区买回大量的西药、布匹、食盐、印刷材料、煤油、手电筒等苏区紧缺物资，然后再销往苏区各县，供给军需民用。

挨着林氏家庙旁，有一座看起来年代沧桑的阙氏宗祠，年冬天，这里开办了，中华商业公司纸业公司。

造纸是长汀的传统产业，古代汀州府所产的毛边纸、玉扣纸就很有名，远销东南亚。民间纸槽、纸工、纸农遍布全县，长汀籍开国少将彭胜标，年少时就曾是一名造纸工人。

当年长汀有纸厂多个，远高于苏区其他县，因为盛产土纸，纸行集聚，带来外贸的兴盛，苏维埃中央政府就在长汀办起了纸业公司。生产的纸一部分交各印刷厂印制革命书籍，其余的运到潮汕、广州一带出售，换回苏区军民必需的物资，年销土纸担。

上海《申报》曾于年2月8日在《长汀造纸概况》一文中报道：“中华公司特组织纸业公司一所，委一兴国人为经理，资金20万元，曾将其出口一部……运至潮汕出售，获利甚丰，此造纸公司设长汀。”

水东街，是城东汀江岸边的一条四百米长的老街，街面要比店头街宽一倍多，两旁尽是民国时期的建筑，长长的骑楼廊道，牵拉着一溜儿店铺，手拉着手与游人一道追忆长汀苏区当年繁忙的生意。

在长汀县博物馆里，有一座同比例复制的“小小商店”门面，原址就在水东街，年春由汀州市苏维埃政府开办，从上海、福州、潮汕等地进货，是中央苏区日用百货的骨干商店。

柜台上、货架上、店里店外，吃的用的，各种日用品琳琅满目地摆放着。细看光卷烟就有二十余种，甚至能找到了当年上海才有出产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新华”牌香烟和华成烟公司的“美丽”牌香烟海报。

真印证了当年的说法：上海能买得到的货，在长汀苏区都能买到。

从年开始，苏维埃中央政府在长汀，陆续办起了汀州市粮食调剂局、中华纸业公司、中华贸易公司、中华商业公司汀州分公司，及“红色旅馆”“红色饭店”“红色商店”（小小商店）、“红色米市场”等公营类商业，门类众多，聚沙成塔。

让人大吃一惊的是，查资料才得知，成立于年初的中华商业公司汀州分公司，除了与中华贸易公司一样，采买经营苏区紧缺物资外，还卖海味。

“海味”，在今天还不太吃海味的长汀山区，当年这可算是“有点潮”了。那红色旅馆的“顾客每天不下二三百人”，现在县城的宾馆也不过如此。

在水东街有位当地的老人，他介绍水东街老字号遍布，以客家人居家生活“三大缸”——酒缸、酱缸、染缸而闻名。

当年这条街上，京果店、纸行、药店、布店、米谷油盐店、酒楼饭馆、酿酒作坊、染坊、日杂、剃头店、裁缝店、银号、典当……可以说应有尽有。

而染坊，还在年3月红四军首进长汀那段日子里，留下了传奇的故事。

那时红军被服厂虽然有了缝纫机有了裁缝，但是要在短时间内备足可做0多套统一的军装、绑腿的灰色布料，成了一件考验人的事儿。

从长汀城里的布店就地采购来大量的原色布匹不难，可是由满天星一样分散的染坊怎样才能统一漂染成灰色呢？

染坊主们想到了统一工艺、各自生产的办法。以水东街如意宫旁李家、小桥子头蓝家染坊牵头，统一染料配方、统一浸染水温、统一漂洗次数、统一晾晒时长，全城大小染坊齐动手。

如此这般，才按时把近三千匹染好的灰色布交给被服厂。

水东街张氏宗祠——福建省职工联合会旧址前，有个大观庙市场，那里曾是中央苏区政府在长汀城里开设的大市场。

与司背街市场一起，这两大市场史称“红色米市场”，专为无店铺的个体小商人、农户交易农产品而开设，每天有邻县和乡村的0多人，肩挑手提各种农产品来交易，单单大米、豆、麦每天就达到7万多斤。

张家祠——福建省总工会旧址

当年战争环境中，苏区四周都是国统区，经济上遭受封锁，按理说私营商业是很难发展的，甚至许多要关门倒闭的！

那共产党、红军对待私营商人、手工业者是采取了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和政策，才能促进长汀城里的私营商业，在那样短时间就得到恢复和发展的呢？

长汀县博物馆展出的一份《红四军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书》，回答了秘密：

那是红四军首次入闽后在长汀首次发布的，里头明确写着：“共产党对城市的政策是：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人贸易。在革命时候对商人酌量筹款供给军需，但不准派到小商人身上。城市反动分子的财物要没收。

乡村收租放息为富不仁的土豪搬到城市住家的，他们的财物也要没收。至于普通商人及一般小资产阶级的财物，一概不没收。”

长汀的私营商铺本来就数量众多，好政策一发布一动员，不仅部分原本关闭的私营商店重新开业，还开了一些新店。

据年冬的资料，长汀共有家私营商铺。就在这前店后宅、汀江上下的来往忙碌中，小商人们做着自己的生意，却像蜜蜂一般联通着赤白区之间的有无，给苏区军民输送了不可或缺的物资支撑。

离店头街口不远处，汀州府文庙的对面，沿街一座一层楼的民国时期建筑，穹形门、砖木屋，白墙黑瓦，看上去绝非深宅大院，甚至显得矮小简陋，却是当年大名鼎鼎的闽西工农银行。

闽西工农银行是中央苏区初创时期的三家金融机构之一，原于年11月在福建龙岩成立，不到一年后的年9月随闽西苏维埃政府迁入长汀城。

银行的业务主要是发行“苏币”，代理财政收款、存款，实行低利借款，扶持粮食调剂局和粮食、生产合作社，办理进出口贸易，征购军粮，等等。

和现在的银行比，这些业务都太基本了，可在当时却是“铁匠没样，边打边像”，一切都靠摸索。

时任会计科长曹菊如回忆说：“当时干部没有办银行的经验，也没有办银行的规章制度可循，只是依靠在银行工作的几个人，根据实际情况，边干边研究，搞了一点简单的办法。”

“记账是采用中式账簿和旧的记账方法，后又参照商店的记账方法，略加改进，结果还是偶合于复式簿记原理。以后又从土豪家里得到一本北京某大学商科的银行簿记讲义，有的地方看不懂，我就把一张复杂的记账表画下来进行研究，被毛行长看见了，问我是否用这种账簿，我说还没看懂，他说等托人买一本。

后来毛行长托交通从广东买了一本《银行簿记实践》，经过研究，才初步获得现代银行会计、营业和出纳等制度的知识。

次年筹备国家银行，就是用的那套制度。所以从制度和技术上来说，闽西工农银行为国家银行的建立是做了准备工作的。”曹菊如后成为新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

不过，银行虽然储存有大量金银，但当时群众一开始不敢用金银兑换纸印的“苏币”，怕银行日后还不了金银，有的人收到纸币立即到银行兑换银元。

行长阮山为了让群众敢用“苏币”，在年11月银行成立一周年的时候，特意举办了一个“金山银山”展览，把储存的金银各摆成一座金山和银山，各种珠宝首饰点缀其间，金玉满堂，让人大开眼界。

许多人说：“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多的金银。”

阮山为此事还写了一首顺口溜，把它贴在银行的门口：

“银行出世在龙岩，全县工农尽欢迎，现在汀州开纪念，欢迎群众来参观。银行纪念一周年，群众参观几万千，银塔金塔真好看，人人都说是空前。”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信用”的执着之求。

这件事之后，群众对苏区银行有信心了，许多商人因银元携带和保管不便，做生意中还愿收苏币不收银元。曹菊如回忆说：“闽西工农银行发行的纸币信用一直很高，是根据地发行纸币中少有的。”

年4月，导师率部队攻打漳州胜利，筹集到的多万银元，就存放在闽西工农银行。同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福建分行在长汀成立，闽西工农银行与之共存，直到长征出发后的年11月。

长汀县博物馆陈列橱里珍藏着闽西工农银行停业时的最后一份“日计表”，毛边纸油印表格，虽然年头长了，颜色泛黄，但字迹依然清晰。

表头印着“闽西工农银行日计表，公历年11月10日，元为单位，第八号”，表格内分别有“收方、科目、付方”等栏目，数字是用蘸水墨笔写的，记载着付方“纯益类”收入6项、承前页付方1项、收方“损益类”支出计数，收支对抵结出纯利.元。

这份日计表详细记载了银行的经营活动，给农民低息贷款买耕牛、肥料、口粮，不用受累高利贷“利滚利”；给粮食调剂局贷款，粮食收割时以较高价格买进，缺粮时以原价的九五折卖给农民，稳定粮价，防止“谷贱伤农”；

贷款给商业公司和合作社搞外贸，收购土特产卖到白区，再买进紧缺物资，补充工业品市场供应，缩小农产品和工业品的“剪刀差”；低息贷款给造纸、铸铁等手工业，尽力解决打仗和生活的必需品，同时增加财政收入。

据当日的统计，放给造纸、石灰、炼铁、消费等合作社的信用贷款余额.55元，给温必有、丁连标等37户纸槽户的贷款余额.62元。

第八号日计表使闽西工农银行停业前的经营状况能够完整无缺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说来也巧，编制那天正好是银行成立四周年。

这张老旧毛边纸，可让思绪翻飞，刹那间南方三年游击战时期的长汀山歌响起：

“白匪复辟心好恶，石头过刀草过火。苏区房屋被烧光，多少无辜受折磨……”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革命情？

这份日计表，是在红军主力长征出发后，国民党军和地方反动势力“石头过刀草过火”疯狂反扑的形势下，银行随着留下打游击的福建省委、省苏机关辗转到离长汀城七八十里外的四都乡山区，环境和条件极端困苦的日子里坚持完成的。

不难想象这些党的金融先辈们“人在资财在”的强大信念，饭可不吃，命可不要，银行在账就不可不做。

这是一种异常坚韧的忠诚与担当！

所有这些精神，实际都有物质基础，我们只有把这个暗线逻辑，彻底想通透以后，我们吃苦耐劳的精神才能真正坚定，而我们事业成功的概率才会足够大！

战胜美敌实现复兴，嘴炮意淫没用，要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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