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史·
西方视野中的近代日本国民诚信度问题
——以“町人根性”为中心
张小龙
内容提要近代日本商业诚信度低下的问题由来已久，其原因在于从事商业的“町人”阶层在封建等级体系中地位最为卑下，并由此形成与自身社会存在相适应的卑下社会心理,即“町人根性”。由于局限于单一社会阶层，商业诚信问题起初并未对近代日本的国际形象造成严重影响。但是，随着明治维新后等级制度的废除，社会价值观念发生了流动整合。日本赴美劳工于20世纪初遭遇的诚信危机，说明“町人根性”已不再专属于商人群体，而是成为近代日本国民性的组成部分之一。美国社会对中日移民信用度进行对比，由此生发出对日本国民诚信度的空前质疑。契约意识的缺失被视为日本国民的普遍道德弱点，这一认知扩展到政治领域，使日本国民诚信度危机逐渐演变为国家信用危机，日本的国家形象不断恶化。
关键词西方日本国民诚信度町人根性
在西方文明同日本发生全面接触之前，日本社会呈现层级森严的前现代特征，社会价值观念亦形成多元化、断裂化的格局，居于士、农、工、商“四民”顶端的武士阶层与位于最低端的“町人”阶层分别发展出适合自身需要的伦理体系和价值尺度。两者的矛盾对立程度或可用戴季陶在《日本论》中的论述一言概括：“武士的性格，是轻死生，重然诺；商人的性格，是轻信义，重金钱。”然而，近代以来各社会阶层间的分化重组，加速了集团价值观念在国民中的流动整合，武士道德的“国民化”给日本及其邻国留下了创巨痛深的记忆。相比之下，原本等而下之的“町人根性”如何悄然扩展至全社会范围，作用于日本近代国民道德形象乃至国家信用度的恶性滑坡，则历来为人所忽略。
武士口中的“町人根性”往往被归纳为思想灵活、精于算计、重利轻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等性格特点。但上述评价未必可以说是日本“町人”的特有品性，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商业冒险者同样具备这些特征。因此，究竟何为日本独有而他人所无的“町人根性”，这一问题只有在同异文明商业社会的碰撞比较中才能得到更全面的回答。日本开国以来，西方人士留下了关于日本文化传统、人文性格、社会风貌等方面的丰富记述，完成了对日本国际形象的全方位勾画。检视上述史料，可以发现日本的国民诚信度状况始终是西方观察者热议的话题，这一话题起初发端于对日本商业信誉的质疑。但到了20世纪初，西方舆论质疑的对象已超出商人阶层的范围，扩大为日本国民全体，并最终上升至针对日本国家信誉的追问，而日本舆论界也进行了回应和自我辩护。对这一议题进行梳理，有助于了解“町人根性”被整合进入日本国民性的经过，同时亦可还原日本国家信用在近代国际互动中渐次流失的过程，从新的视角揭示远东国际关系发展变化中的文化因素。
一、19世纪西方视野中的日本商业诚信度与国家形象
—年，德川幕府先后五次颁布“锁国令”，不仅关闭了日欧之间的大部分国际贸易渠道，也中止了资本主义商业伦理和市场规约传入日本的进程。同时，幕府确立了严格的士、农、工、商“四民”等级制度，永久固化了工商业者的卑下政治地位，剥夺了商人接受儒家正统文化教育的权利。封闭性与封建性的结合，促使日本商业阶层形成了既与近代西方大相径庭，也迥异于中国传统商业伦理的经营理念和处世方式。美国佩里舰队于年重新打开日本国门时，被称为“町人”的城市商业阶层虽然在数量上不到日本总人口的1/10，但却拥有雄厚的财力，垄断着主要港口城市的工商业经营，成为最先直面西方殖民者的社会群体，其精神面貌和道德品质也堪称欧美人士了解认识日本社会的第一扇窗口。
开国后短短十年时间内，日本商界留给西方外交官最深刻的印象，莫过于远较其他民族低下的商业信誉。在华任职多年的英国外交官阿礼国（RutherfordAlcock）于年调任驻日总领事，年归国后发表《大君之都》一书，留下了幕末日本社会风情的详尽记录。作者写道：“如果给日本人的缺点列一个清单，那么说谎要排在第一位，由此也必然导致行为上的不诚实。东方人中最不诚实、最奸诈者无过于日本商人……一包丝绢只有外面几束的质地是同样出色的，再往里就掺杂着另一种粗糙的料子，以最狡猾的方式和良品混在一起；一罐樟脑上面一层是真货，下面是米粉；一桶油下面一半全是水。”阿礼国并不否认英国亦有制假售假的奸商，但仍然认为“日本人在作伪和欺诈的问题上普遍超过我们”。因为在他看来，不愿讲真话的做法并不局限于商人，而是日本所有阶层的普遍现象，伴随于一切社会交际当中。“日本人集体如此热衷于说谎，而无人抱怨谎言带来的不便，可见日本人一定能从说谎中找到乐趣。除了利益驱动之外，或许还有其他的诱惑导致他们作伪。”原为纽约商人的美国首任驻日总领事汤森德·哈里斯不仅多次谴责日本的商业欺诈行为，而且对充斥着虚饰与托词的东方官场文化表现出极大的不适应，他在年1月8日的日记中称日本人是“世界上最大的骗子”。
然而，整体考察19世纪的西方涉日著述，不难发现一桩耐人寻味的文化悖论，即西方观察者尽管普遍注意到并承认日本商业信誉低下的状况，却纷纷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宽容和理解。因商家失信而拷问全体国民诚信度的思维方式也不能称为主流，路德宗牧师皮瑞认为哈里斯的评价过于苛刻，日本商家虽有误时、撒谎、违约等弊病，但公共部门和政务机构至少还是廉洁可信的。由于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日本在19世纪的西方视野中维系着整体正面、局部微瑕的国家形象。就内因而言，一方面，维新以来日本社会的整体西化取向，使日本走上了文明开化的道路，对于日本国家形象的提升和改善有着显而易见的功效；另一方面，漫长的锁国经历使日本暂时仍扮演着“幻象中的世外桃源”角色，拥有优美而未经现代文明斧凿的自然风光，保留着中古时代和谐守序的人文特色，困扰于工业文明痼疾的西方众生在日本获得了精神上的慰藉与自由。现代趋向和前现代风情虽势同冰炭，难以长期共存，但却共同作用于国家形象的积极塑造，使日本得以在一段时期内左右逢源，同时取悦于物质主义和自然主义两大西方思潮，赢得不同角度观察者的正面评价。外因方面，中、日两国在19世纪的形象对比恰好形成强烈反差，作为西方眼中迂腐野蛮、不求上进的老大帝国，中国为日本提供了绝佳的黑暗布景，将东方长夜中仅存的一线“文明曙光”映衬得分外亮丽。参加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写道，日本未来注定将在地球上这片偏远的地区扮演重要的角色，因为他们富于生机活力，迫切希望分享西方文明成果并与之竞争，而中国人对西方科技创造的奇迹付诸一笑，并宣称“此物古已有之”的态度令人深感恼火。
居留时间短暂的西方游历者来不及对中、日两国进行深入了解，极易受到上述内外因素的综合影响，他们的笔下从不掩饰对日本的高度偏爱之情。英国历史学家巴林顿在乘舰离开日本海岸时眷恋不已：“海岸的轮廓慢慢淡去，直至成为地平线边缘的一片雾霭——我所见到的明媚的日本，这就是最后的印象，别了！只不过是几个月之前的事情，可是那些仙境一样的景象，已经多么缥缈而遥远了。”富士山的雪峰、江户的古朴街巷、大名身边光怪陆离的随从仪仗、山茶花影中跪献香茗的少女等诸般胜景，都化作亦真亦幻的异国回忆，令人难以割舍。不幸的是，巴林顿此次航行的目的地是新败于英法联军而威望扫地的大清国，于是，他在大沽口靠岸时所见的景色自然也就不堪入目了。“从明艳翠绿的日本海岸，到泥泞不堪的白河岸边，简直是对道德观念的极大冲击……天是污泥的颜色，海是污泥的颜色，地也是污泥的颜色。我们的炮舰靠近海岸时，隐约可以看见两座污泥颜色的堡垒，拱卫着一条污泥颜色的河流入海口。”基于这样的印象对比，巴林顿对日本人的商业欺诈行为大度地予以谅解，展现出自我批判的姿态，将一切责任归咎于西方资本肆无忌惮地入侵这个天真美好的国度。“开辟商业道路的不是自由开明、知书达礼的商人，而是大胆追逐商业利益的冒险者。日本能够从这些人身上学到什么呢？无论在道德、教养、宗教方面，或是在正直、智慧、勤奋等品质上，还是在社会交往领域，他们堪为日本人的表率吗？……我们指责日本人欺诈，但当我们用白银交换他们等重的黄金，用欺骗手段榨干日本市场上的硬通货的时候，我们教会他们正直诚信了吗？”西方投机商在中国通商口岸的行径其实也不外如此，巴林顿不可能一无所知，但对于中国人的道德水平，此君极尽诅咒辱骂之能事，再也没有反躬自省的愿望了。
幕末的西方观察者为古意盎然的日本所倾倒，并结合以往的殖民经验，习惯性地认为欧美资本一旦入侵不具备近代商业法规制度监督的东方古国，其逐利本性就会不受约束、不择手段地疯狂蔓延，成为毒化当地商业信誉的主要传染源，因此，日本商家诚信度低下的原因首先应从外部寻找，其次才是日本社会自身的问题。在这种“外源论”思维支配下，西方对“町人根性”的发现和认识是滞后的，直至西方对日本国情有了较为系统的了解后，才逐渐发现日本商界植根于社会传统中的“根性”。植物学家罗伯特·福琼在游记中谈道，欧洲封建社会亦有贵农贱商的传统，外商如熟悉西欧历史，对于日本商人的低下地位应当见怪不怪。苏格兰长老会教士迪克逊在年写道，日本商人只有在封建体制被废除后方得到尊重，而在此之前不管聚积多少财富，都只能屈就社会底层。在这种制度下，上智者自然认为商道乃下愚者谋生之道，和欺诈不可分割，商人必须行骗才能符合其他阶层的心理期待。但他仍无法摆脱“外源论”的影响，强调外商在日本的所作所为本身即证明贸易和诚信不可兼容，将日本“徒弟”引上邪路。西方人士尤其是传教士惯于以“文明导师”自居，在其看来，既然日本的一切文明和进步都拜西方所赐，其社会弊病也必然来自欧风美雨的熏染。
“外源论”思维模式一旦形成，日本商界对欺诈应负的责任就被减轻到最低限度，其信誉虽乏善可陈，但并非出自本心，相对古朴优雅的日本国家形象而言只不过白璧微瑕而已。日本文明的欧美追随者大多表达出对西方物质生活的强烈厌弃，在他们眼中，日本的西化不啻是一场物质进步、精神迷失的“不明智的交易”。小泉八云预测说，由于军事体育训练以及营养的改善，到20世纪末，日本人将比西方人还要高大强壮。相比之下，道德上的进步反而遥遥无期，谎言、欺诈和严重犯罪的增加都是输入西方文明带来的结果。此类立论在今天看来虽甚为极端，却颇能说明19世纪西方知识界亲日情结的缘由所在。
二、20世纪初美国舆论对中日移民信用度的对比
对于本国的商业信誉状况，江户时代的日本商家并非毫无自知之明。中日之间的国际贸易虽被幕府控制在极为有限的规模，人们仍可从中窥见两国商家操守的高下。出身于大阪町人的作家井原西鹤（—）坦率地承认：“唐人（中国人）讲究信义不食诺言，绸缎匹头，表里一色，药材不掺假。木是木，金是金，多少年也没个变。贪诈唯日本，缝衣针越来越短，布匹面儿越来越窄，纸伞不上油，惟偷工减料是务；货一出门，不管退换。”考诸西方观察者留下的记录，不难发现中日商家的信誉落差直至20世纪初都未发生大的改变。日本学权威贝西尔·张伯伦在年写道：“人们喜欢把中国人和日本人放在一起比较，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和日本人生活在一起比较开心——他们讲卫生、性情和善、有艺术情趣。但另一方面，人们普遍认为中国人更值得信任。”华商的商业信誉得到了外商的广泛认可。曾任汇丰银行经理的艾文·卡梅伦爵士说：“世界上没有人比中国商人或银行家能够更快地取得我的信任。过去25年间，银行在上海生意做得很大，经手过的白银达到几亿两，却从未见过一个拖欠债务的中国客户。”渣打银行总裁霍华德·格威瑟则在年银行年中会议上称，中国贸易商的信贷记录之优异堪为全球商家楷模。而关于日本，张伯伦的评价是，“在日欧洲银行家和商人讲述的完全是灾难般的不同故事……日本是环球观光客的乐园，却是埋葬商人发财梦的坟墓”。义和团风潮过后的中国国际形象一时晦暗无比，华商的良好信誉是一团晦暗中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但对于此时如日中天的日本而言，恶劣的商业信誉却如同太阳上的黑子，令人欲去不能。比较世纪之交的中日国家形象，恰似将黑白照片和底版放在一起对比，产生了相映成趣的“互补效应”。
中、日两国在19世纪后半期先后出现了以北美为目的地的移民流动，为西方民众提供了近距离审视两国国民性的机会，也使“互补效应”进一步得到强化。一生致力于向美国介绍日本文化的威廉·格里菲斯牧师于年开列出了包括坦率、诚实、守信、善良、温和、礼让、可靠、多情、孝顺、忠诚等众多优点在内的日本民族美德清单，但却不得不尴尬地承认“商人的心智和道德水准都很低下，这方面不如中国人”。时值美国排华酝酿时期，美国政客正在处心积虑整理证明华人“道德败坏”的黑材料，为通过排华法案做舆论准备。然而，遍寻加州议会的听证记录，可以发现作证者虽千方百计丑化中国劳工的道德形象，却竟无一人敢于质疑华人的商业信誉。传教士吉尔森在证词中称，在华美国商人普遍认为华商的信誉绝不低于其他国家，旧金山的华商口碑同样良好。律师拜德拉姆耸人听闻地声称，旧金山三万华人中十之七八从事卖淫、偷盗、赌博等犯罪行业，华人整体上邪恶而不可信任，唯独华商不能与其他华人相提并论，和他交易过的华商都是高尚、公正、诚实的人物。商人艾特金称，中国商人的商业信誉无须置疑，华商有自己的圈子，与其他华人不相来往。
旅美华商的杰出信誉至少从两个方面促使美国舆论界重新评估日本的国民道德形象问题。第一，中国商家在竞争格外激烈的西方商业环境中仍然不改其诚信经营理念，证明“外源论”夸大了西方物质文明给东方社会道德带来的负面影响，亚洲人信用度高低与西方是否介入其实并无必然联系，更多地要从其母国历史积淀而成的国民根性中去寻找原因。第二，中国移民潮先于日本移民潮出现，其道德水准亦成为衡量后来者的标杆，美国公众惯于以中国移民尤其是华商为参照系对日本新移民进行诚信度评判，这使得后者很快就陷入了备受责难的境地。
19世纪90年代，进入美国的日本移民开始显著增加，在加州，继19世纪的排华风波后又掀起了排日浪潮。美国传教士西德尼·古里克证实，舆论对日本移民群体最严厉而持久的谴责集中在道德领域，“几乎尽人皆知的批评是，日本人从不信守诺言，他们在立下誓约后会毫不犹豫地毁约”。果园主雇用来自日本的农场工人采摘果实，而工人签约后一旦听闻其他雇主可以开出更高的价钱，就会集体扬长而去，丝毫不考虑雇主的损失。做家政服务的日本少年经常毫无先兆地不辞而别，让雇主不胜恼火。而更令古里克惊讶的是，所有此类谴责都伴随着对中国移民的称赞，舆论认为，与日本人相比，中国人不轻易许诺，但却已诺必诚，从不因工资待遇问题而中途反悔。
客观而言，美国公众舆论关于日本移民“不守信用”的评价需要结合具体事例具体分析。日本劳工习惯于集体居住，接受统一管理指挥，其团结程度和组织性为中国移民所不及，他们有能力、有胆量集体反抗不公正的劳动合同。对于媒体经常报道的日本保姆不告而别事件，当事人之一于年在《独立报》上发文进行“忏悔”，将主要原因归结为日本民族自尊心强但内向而不善交流的弱点，耻于向雇主承认自己不胜任工作，又无体面的告退借口，只得一逃了之。但更多的事例说明，日本移民的毁约行为不能完全推给道德素质以外的原因，不负责任、损人利己的自私行径并不鲜见。加州威洛斯（Willows）和玛丽斯维尔（Marysville）两地盛产稻米。但由于大量日本稻农涌入这一地区投入农业生产，米价迅速下落到每磅35美分，低于生产成本。日本稻农见状不愿收割稻子，连夜收拾家当集体逃离两地，贷款给他们买稻种农具的当地银行因此蒙受重大损失，几乎破产。更重要的是，即使日本劳工以合同不公正为借口毁约，美国公众也不予谅解，因为中国移民明知吃亏上当亦不背约的君子之风已在他们心目中先入为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美国基督教联合公会牵头撰写的调查报告指出，由于中国人的守信精神达到不可思议的程度，用中国劳工留下的标准去衡量日本劳工未免过于苛刻。但作者哈里·米利斯也不得不承认，日本人的守约意识“远未达到其他民族的水准”，即使朝鲜人和菲律宾人也比日本人更受好评。
米利斯把加州排日运动解释成排华运动的延续，认为日本移民潮在中国移民潮之后出现，华人的不良形象易使加州民众对一切黄种人产生负面印象，连累日本移民遭受歧视。此类论调影响深远，直至20世纪后半期仍见于美国史学家的著述中。事实上，米利斯的调查报告问世不久后，即遭到有力的批驳。蒙塔维尔·弗劳尔斯列举了“华人连累日人论”的三大不合逻辑之处：一是年《排华法案》通过后，华人被大量驱离美国，而日本移民群体在20世纪初才形成规模，其间有明显的时间差，不存在延续之说；二是由于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连续胜利，西方绝无将日本人视为弱国公民之理，不可能将其与华人等量齐观；三是太平洋地带在年至年间的人口规模结构已与19世纪大相径庭，仅洛杉矶市的人口在此期间就增长了%，新增人口大部分来自东部诸州，并未参与多年前的排华运动，因此，排华记忆此时已非加州民众普遍拥有的“集体记忆”，起到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中日移民声望此消彼长的原因必须从双方的道德表现中去寻找。仅仅数十年前，诬蔑华工“撒谎成性”的谩骂还不绝于耳，但中国移民重义守信的人文性格并未在恶意诽谤与利益诱惑中迷失，而是以数十年如一日的诚实劳动驳斥了辱华谬论。日本此前的国家形象远远优于中国，国力蒸蒸日上，美国人对遥远神秘的日本颇具好感，但日本移民抵美后，其形象反而一落千丈，完全不符合美国人的心理预期。
日本移民群体的道德形象问题从侧面印证了维新以来日本社会心理和价值取向的变化，研究者注意到，早在17世纪后半叶到18世纪初期的元禄时代，发生于货币经济的逐利意识和商业手段已在社会各阶层中造成了广泛的渗透手段和辐射效应，町人的观念和行为反向波及农民，连武士亦受到了极大的感染。明治维新后“四民平等”的政策导向无疑使这一反向辐射效应不受限制地扩散开来，“町人根性”已非商人的独有属性，而是广泛扩展到社会各阶层当中。年，在美的日本移民已达22,人，其中8,人从事家政服务业，6,人为劳工，5,人为农场工人，仅有人以经营企业或店铺为生，占总数的1%左右。但即使如此，日本移民群体的诚信度仍受到严重质疑。在前述日本稻农事件之后，美国本土的观察者起初惊异地发问，日本农民抛弃纯朴的劳动者本色，效仿社会底层商贩的背信弃义行为，是否与美国的商业环境有关？然而，中国移民在美国环境下保持高信用度的事实，使“橘生淮北则为枳”的“外源论”思维不攻自破，难以成为日本移民失信行为的辩护借口。由于美国公众习于以移民为样本，对异国国民进行整体印象建构，日本国民的传媒形象出现了显著的恶化趋势，言而无信的恶名迅速在西方世界扩散开来。
三、日本舆论界反击“失信”指控的自我辩护
维新以来，日本对于自身在世界文明体系中处于何种地位这一问题十分敏感，对于西方的舆情评价以及自身国际形象的细微变化始终给予高度北京白癜风医院地址北京中科医院在哪里
